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115期 2016年>> 理论视野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6/11/1
中国智库建设的若干问题(下)
王永昌
    (续上期)
    五、中国智库建设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大家认为,在广义上讲,只要从事、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组织机构,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智库。至于是从属于相关部门还是自身完全独立运行的,这仅是智库的组织类型不同而已。现在世界上各国智库通常都有“官方”与“民间”之分,只是数量比例多少不同罢了。再说,虽然一般智库通常都以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也有专司为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提供咨询服务的。因此,智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不能只从某一个角度去判断。
    但是,大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目前我国智库现状不存在问题,不需要改革创新。恰恰相反,大家党和国家对我国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明确指出,随着形势发展,我国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已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智库的重要地位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提供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多,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等。总之,目前中国的广义智库、准智库、“半智库”数量过于庞大,而且近年来又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有特色、有见地、有影响力的智库不多,存在着大量低层次的重复劳动,人力、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浪费严重。
    尽管近年来我国智库建设步伐加快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而且在发展中又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正如习大大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成果也不少,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同时,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习大大同志的重要讲话,为我国智库健康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新的努力方向。
    大家认为,目前我国智库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过度的“行政化”。显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应该是去“体制内”的,但的确应去过度的“行政化”色彩。这就需要大家正确把握我国智库建设“中国特色”的深刻内涵。我国智库的“中国特色”,就是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大家党的执政规律,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民主、科学、依法决策,进而应更多地立足于在体制内推动政策的调整完善,为公共政策决策提供智力支撑。但目前从属于党政军群“行政化”的“半智库型”的政策研究服务机构,的确过多,而他们的专业化“准智库”职能(政策研究部门)则更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改进。
    二是我国“官办”和“半官办”的智库多,而民间的职业化智库过少,与中国的智力大国地位不相称。尤其从体制机制到组织管理、从筹措资金到研究成果都能完全职业化、专业化、独立化运作的智库不多,而绝大多数是吃财政饭的。尽管国家有责任“养”一些学术、学问研究机构,但也应该从这些学术机构中“长”出一些“专业化”的智库成果。同时,应大力扶持社会的、民间的职业化智库。
    三是我国目前智库数量可谓“汗牛充栋”,但响当当的高水准的并在国际上具有较高话语权的高端智库,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一流智库,则是少之又少了。正如习大大总书记所指出的,大家要让世界更多地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智力上的中国”,还需要花极大的功夫去努力。
    除此以外,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常识界宽阔的国际视野、广博的古今常识、客观的问题意识、独立的科学精神、担当的家国情怀、踏实的治学态度、严谨的学术作风,都是中国智库应当着力倡导和养成的,也是中国智库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六、当前中国智库建设的重点任务
    大家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个总目标,扬优补短,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升智库专业化水平,着力打造中国特色现代新型智库体系。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一)坚持统筹“合”库
    如前所述,就类型和数量来讲,当前我国智库总体上是多了而不是少了。有人统计,中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主要对象、直接或间接为党政军群领导机构服务的“政策型”研究组织就多达2000家。如果统计到县市一级,全国各级各系统各领域为领导部门决策咨询服务或赋予相应职能的“智库”,更是多达上万家而远不只是二千多家了。所以,问题不在于从数量上建更多的智库,而重点应该控制规模,合理分工布局,统筹整合现有智库资源,尤其是党政等行政化编制内的决策咨询服务部门,更应如此,要真正下决心从过多地服务于领导机构起草日常文稿、日常行政服务中解放出来。大家尤其需要统筹整合纵横向雷同的政策调研、文稿起草机构,统筹整合研究领域、服务对象重复的研究力量,以期更多地发挥其智库功能。当然,实践证明,当前要想从体制和组织机构上解决这个问题,恐怕是不太现实的,可行之策是通过“智库联盟”“智库联动”“课题协同”等组合办法来解决。
    (二)坚持特色立库
    我国目前智库系统、类型、数量多,但有特色的智库并不多,尤其是全国上下垂直的同部门、同系统内部的决策服务部门,几乎都是雷同的。名称相同相似事小,问题是研究领域和内容、研究角度和方法多是大同小异,智力资源部门所有,浪费严重,效率低,质量不高。在下一步智库改革建设中,应对各系统的研究机构有不同定位,有明确重点,统筹分工,各有特色。缺乏特色的智库,即使机构规格高、人员数量多、一时轰轰烈烈,也是难以持久或产生较大影响的。除了国家级极少数综合型智库外,其他智库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应各有侧重,有自己特定重点范围,实现特色立库,特色见长。
    (三)坚持专业兴库
    现代智库可分为综合和专业两大类型。综合型是少数,多数智库应有自己侧重的研究领域,有自己专业的特色。但无论综合性研究机构还是专业性研究机构,作为真正的智库,都应该具有“专业化”特点。这里的“专业化”既包括研究对象分类的“专业性”,更主要是指研究水平的“专业性”。只有长期从事智库自身定位范围的研究、拥有稳定的职业化研究队伍、开展独立的客观调查研究、掌握本领域大量客观材料、提供客观独立又有专业水准的研究报告的智库,才是真正的专业化智库。目前,我国智库体系中比较缺的就是特色鲜明、专业水平高的智库。
    (四)坚持民间建库
    目前,我国智库多属行政色彩很浓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而企业、行业、民间的社会智库发育时间短、数量少,属于要补齐的“短板”。所以,《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撑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兴办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重点面向行业产业,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技术方向、产业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等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如果说支撑国有企业办智库尚属政府“体制内”的话,那么,社会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也明确强调要支撑发展社会智库,并要求社会智库也要“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确保社会智库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
    (五)坚持高端强库
    作为一个智力大国和世界大国,智库数量多一些也是自然的。但重要的还是应有一批在世界多数领域都有一定话语权的国家级、世界级高端智库。这正是我国智库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中国应着力培育一批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专业化、职业化水平高,可以与世界智库交流、有国际影响力,能为我国提供国际话语权的智库,尤其是世界能级的高端智库,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更充分地展现“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为此,我国当前和今后应重点加快建设专业化的高端智库,按照“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要求,着力打造一批或有综合性优势或有专业性特色优势的国家级、国际化高端智库。
    (六)坚持改革兴库
    大家主张广义地理解智库,把从属于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的政策研究部门也纳入我国智库体系并作为重要的主力军,但它们毕竟还不是、也不应该是完全职业化的智库。我国智库多数与行政机关密切相关,这是它们发挥智库职能作用的重要优势。不过,这些“半智库性”的政策研究机构,要想更多更好地履行智库职能,就需要尽可能淡化一些行政色彩,减小一些日常起草文稿的行政性事务。这是我国智库建设改革创新的重要任务之一。
    其次,要重点着力改革我国智库运行管理的体制机制,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强灵活性。
    再次,还要进一步营造研究问题的氛围,倡导探讨争鸣的环境,以期产生更多更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
    大家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就是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革除智库领域传统行政体制弊端,改进智库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智库运行机制,健全智库保障体系,实施有效政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真正激活智库发展动力,走改革创新建库、立库、兴库、强库之路。
   
    七、优秀智库应做到“五个多”
    大家认为,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或者优秀的高端智库,归根到底在于能否多出优秀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其中主要看能否做到生产“五个多”的成果。
    (一)多出智慧型思想
    智库主要不直接生产学术性思想,也主要不直接提供基础理论和常识,但它的研究成果必须以学术、理论和常识为支撑。
    当然,智库是要生产思想的,它本意就是“思想库”。大家知道,“思想”是人类最高贵、最精致的精神产品,是比学术、理论、学说、常识更高更深层面的东西。比方,学术理论是一个内容庞大的体系,而学术思想则是这个体系中“内核”、“灵魂”的东西。但智库生产的不是一般性的“思想”,那些纯学术性、学理性、理论性的思想,智库专家可以“生产”,但却不是智库职能本身所要重点追求和生产的成果。智库所要生产的是回答、解决社会发展中“问题”或者将来会发生的事物的“策论”性思想,也就是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的对策性“智慧”。所以,大家讲智库要生产的是“智慧型思想”,或者说带来“怎么办”的“行动性思想”。
    “智慧型思想”当然包括“看法”“说法”,但它必然要落脚到“做法”上。不过,话要说回来,许多学术性思想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策论”或现实的战略、策略的依据。比如,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学术观点,它原本只是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一种学术观点和预言:在历史上似乎一再应验,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权的国家发生竞争时,双方面临的结局多数将以战争告终。学术也是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自2012年以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艾利森教授一再将“修昔底德陷阱”的思想逻辑,运用于分析当今的中美关系,并把雅典和斯巴达分别暗喻相互对应的中国和美国。这样,“修昔底德陷阱”就起到了以学术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战略抑制的作用,并以隐喻的手法先入为主地把引起战争的原罪加在中国头上,并且还含蓄地告诉中国:如果你中国不能让美国放心,美国可以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毫无疑问,热炒“修昔底德陷阱”就会对中国外交、中美关系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向产生现实的影响。
    再比如,“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也是如此。它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必然会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也会集中爆发出来,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原本早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却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时间已长达四、五十年。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目前,这些国家大多仍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金的发展阶段,并且至今还尚见不到新的增长动力和希翼,所以又称为“拉美陷阱”。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并形成了系统的国家治理的对策举措。
    智慧型思想是直接指向决策行动的。比如,上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思想,迅速风靡全球,并极大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成为美国施政的重要思想理念。再比如,类似“可持续发展”“零增长”“生态文明”“网络文明”“金融资本文明”等理念,都可以直接影响决策,引导社会实践,也属于“智慧型思想”。当然,这些原理性思想理念,只有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践案例的证明,才能转化为对策性思想的。
    “智慧型思想”或建立在系统化的理论、学术基础上,或者进而可以演绎成系统的学术理论。
    (二)多出智慧型战略
    这是智库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战略有全局性、关键性和长久性。比如,二战期间各国的战略布局;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我国当前实施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
    几年来美国推行的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是出自美国有关智库圈里的智囊人物之手。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在美国国内外外交政策圈子中出现了一批要求新政府重新思考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政策分析报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新安全中心”的合伙创始人、后来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柯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人,在2008年6月发表了题为《平衡权力:美国在亚洲》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在小布什政府时期,“虽然美国也在亚洲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就,加强了美国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关系,与中国和印度进行了更多的建设性交往,但这些战术性的成果并没有集合成为一个成功的全面战略。美国的战略由于偏重于伊拉克和阿富汗而削弱了其向亚太地区进行重大权力转移的能力,这对美国传统上在这一地区平衡权力的作用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的奥巴马政府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的亚太战略,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做出了亚太决策的重新调整并实施所谓的亚太“战略再平衡”。
    再比如,有关“智慧地球”“智慧城市”“工业3.0”“工业4.0”“经济新常态”“互联网+”“共享经济”等理念,都直接转化为发展战略,对各国的政府决策和发展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天的中国,已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世界的“中心舞台”,虽然大家还要韬光养晦,把自己事情办好,但不能只当旁观者。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大家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就需要中国智库更多地提出高质量的智慧型战略。
    今天的中国,已步入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更高阶段现代化转型的新时期。大家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是,大家在经济、政治、学问、民生、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都还面临着许多新挑战,需要正确把握发展战略机遇期,切实实施好创新、统筹、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新理念,顺利推行转型发展,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明发展之路。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同样需要中国智库作出应有的智慧贡献。
    (三)多出智慧型战术
    这也是智库应发挥作用,或者说是更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因为,一个国家国内外战略具有稳定性、持续性、阶段性,不可能也不应该朝令夕改,否则就不是战略或者说不是正确可行的战略了。相反,为实施已确定的战略,或为应对各类可能突发事件而提出的智慧型战术、方法,则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可变性和精确性。而这恰恰应是智库的最主要职能和优势长处之所在。因此,研究并提出智慧型战术、策略应是智库基本的立足点和发力点。再说,真正有思想的大师、有战略的大家并不多见,恐怕若干年、几十年也出不了几个。不直接经历过历史“大变局”、不直接处置过时代“大问题”,不学贯古今中外的“大知识”,是难以真正产生“大家”“大智慧”的。这叫做时势造英雄。
    当然,智慧型战术要围绕战略来展开,实际上就是战略的实施和具体化,它主要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技术、方法等“怎样做”的“战术”和“策论”。
    比如,2006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跨党派的“巧权力委员会”,于2007年11月发表了一份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制定更为全面地将硬权力和软权力结合起来的所谓“巧权力”,也就是在用武力打击美国对手的同时,应通过威慑、劝说和诱导来减少对手的数量和能量,并以此来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这一观念也被奥巴马总统所采纳,他摈弃了小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更重视国际上的多边合作。“巧权力”“巧实力”就是指灵活运用外交政策工具箱里的所有工具、手段,带有战术、策略、技巧等特点。
    我国智库的智慧型战术(对策)研究,应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或者说国家战略的实施来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但智库专家主要不是去论证、解读战略决策,而应保持独立思考,有独到见解,充当参谋和智囊作用。既要有正面深化战略的提议,更要用合理的方式提出不同视角的参考意见,尤其能为领导决策提出有质量、简明扼要的多种建议、意见、方案。
    (四)多出智慧型人才
    智库的所有成果,都是由人才来完成的。没有高水平人才,就出不了高水平的智慧成果,也建不成高端智库。
    智库人才一般由调研、行政后勤保障、传播推介、沟通决策者的四大部分人员组成。比如,美国历史最悠久、影响力位于全球和美国之首的布鲁金斯学会,最高决策层是董事会,日常运行遵循企业管理的方法,由总裁负责。总裁是制定学会政策和实行政策的首席实行官,负责推荐研究项目,批准出版,挑选研究员等日常的组织运行,同时有行政办公室、总顾问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三个机构协助其工作。在总裁领导下,学会的构成分为行政管理和咨询(学术)研究两大部分。行政管理部分主要由5个部门组成,即财务部、运营部、联络部、发展部和出版社,它们分别对资金、后勤服务、媒体服务、人事与培训以及出版发行进行管理;而咨询(学术)研究部分则按不同研究领域又划分为外交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经济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等五个部门。当然,整个布鲁金斯学会都是围绕着咨询(学术)决策的研究而运转的,其他非研究部门主要为研究部门和研究人员提供保障服务。因为,从智库运行、功能、作用发挥来讲,研究人员是智库的主体。但其他部门和人员也十分重要。比如,沟通决策者的协商人员(美国称此类人员为有使智库与政府转换——“旋转门”之能量的人)负责把智库成果转化为决策;传播推介人员负责提高智库及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而行政后勤人员则提供有力的保障服务工作。这四大部门都需要有相应的领导“高手”和独特人才。
    事实上,智库要想发挥作为除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和资讯舆论之外的“第五种权力”,是离不开前“四种权力”的。因为,多数智库作为以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提供公共政策建议和阐述智慧型思想为基本方式,以影响公共政策优化与调整并进而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的研究咨询组织机构,只有具备如下三点才能实现上述的目标:一是能够持续生产出智慧型研究成果;二是拥有把这种思想发布出来、传播出去、推广开来的渠道和能力;三是能转化为立法、政府、舆论部门和社会公众的认同,或者产生实际的社会影响,才能真正对国内国际现实生活产生实际的作用。而要具备上述三大能力,除了调研人员外,无疑还需要有相当的人、财、物的支撑和保障。
    当然,对智库而言,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整个智库的生命。优秀智库的生存和发展是建立在高质量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但是,要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必须有高水准的研究团队、运营团队和若干名重量级的“思想领袖”“智慧大师”。 智库的成败、影响力如何,主要取决于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高素质人才团队。从方法论角度讲,智库对研究对象、社会问题、事态走向和可能产生的新事物,一要调研深,要见人之未见,信息广泛,材料翔实客观,这是智库的基本条件;二要分析专业,是本领域的行家里手,这是智库的基本功力;三要问题导向,对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和可能出现的重大事态,能提出应对和解决的战略、策略、理念、思路、建议、方案,这是智库的基本职能;四要反应快,洞察深,这是智库的基本特点;五要思想活跃,能提供客观独立的有创新、有智慧、有见解的研究成果,这是智库素质的基本标志。而要做到这五点,必须有高水准的团队和团队核心的带头人。一个著名的智库,有一、二位著名的资深高端人物,才会有自己的灵魂和“台柱子”。每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的知名度有多高,往往决定着这个智库的知名度有多高。
    智库要依托智慧型人才运行和出研究成果,但智库同时也应成为为政府和社会培养、输送智慧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出研究成果和出人才应同时并举,这是优秀高端智库的重要特点。
    (五)多转化为决策成果
    社会公共政策是由执政党、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简称政府决策部门)制定和施行的,智库的研究成果只有转化为社会公众的认同和权力部门的相应政策,才能发挥智库决策咨询的职能和作用。
    智库成果要达到影响公共政策之成效,主要有直接或间接两大基本转化途径。间接的途径就是将智库成果以多种方式出版刊发、宣传推介,从而影响思想学术界、资讯舆论界和社会广大公众,以形成公众民意和社会认知,最后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并转化为公共政策和社会现实生活。直接的途径就是政府直接委托智库开展政策课题研究、智库提供决策咨询研究报告,或者智库形成客观独立的研究报告成果后,直接有偿或无偿地提供给政府部门并转化为公共政策。
    还有另一种智库成果的转化形式,就是智库研究骨干和政府官员交流任职,也就是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所谓“旋转门”方式。美国智库往往是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的“蓄水池”。通过多种合作方式,智库为政府培养政策制定者,从而成为政府甄选高级官员的人才库。智库也往往成为从政府中退出的专家学者型官员的“栖息地”,为这些人才日后可能复出提供“中转站”或发挥“余热”的舞台。
    这实质上是人才相互交流“转化”的一种机制。“旋转门”制度是美国智库最为人称道的机制之一。但这一制度并没被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因为各国的政治、行政和官员选任制度差异极大。
    至于中国是否适用,也值得探讨。我国各类各系统智库多数从属于党政军群的“行政化”部门,他们作为智库职能所提供的决策咨询报告,本身就可以直接转化为政府的决策,他们的研究骨干队伍本身就担任相应的官职或可以正常提拔任用,而且相互交流任用也颇为普遍。比如,党政军部门与大学、党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院、国有企业等专家学者交流任职,早已是一种常态化制度。按我国现行公务员制度,只要担任县处级级别和工作需要,行政体制内外干部就可以直接交流任职。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智库根本就没必要再有个什么“旋转门”制度。当然,对于那些完全民间的或者民营企业的“智库”人员,由于智库研究、服务对象主要不是政府及其公共政策,因而“旋转门”几乎也无多大意义。此外,如智库中年轻的研究人员想转入行政部门任职,在符合相关条件下亦有报考录取公务员的通道。
    总的讲,智库的灵魂在人才,智库的生命在成果,智库的价值在成果的转化。出色地做到以上“五个多”,就能打造出优良的高端智库。
   
    八、结语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大家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我国的综合发展和竞争实力,应作为长期而紧迫、重大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切实采取有力措施,抓紧抓实抓出成果,努力建设一批专业化程度高、战略谋划能力和决策服务能力强、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秀智库,而要建设知名的优秀智库,就应坚持智库的专业化要求,有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并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在长期积累材料、常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在系统化、集成化、可持续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进行提炼创新,进而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至于如何确保我国智库健康发展,如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和优秀的高端智库,《意见》从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健全民主决策制度、形成总体发展格局、改革体制机制、明确各类智库定位、改进组织管理运行方式、筹措保障经费来源和深化经费使用制度、创新人事制度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系统的部署。今后,重要的是要推进改革,创新实践,抓好落实,久久为功。
   
    (编辑系浙江大学讲座教授、www.yabovip11.com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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