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23期 2008年>> 东风破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3/2/1
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信用缺失
董 波

公元前356年,秦国左庶长商鞅奉秦孝公之命施行变法——也就是类似大家今天的改革。变法条令准备就绪,但遭到当时贵族大臣们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一般民众也普遍信心不足。彼时,商鞅何为?《史记·商君传》曰:“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之北门者,予十金。”无人响应,商鞅继续加码,“能徙者,予五十金”!终等到一个胆大的搬了木头,就果真给了五十两银子。此举广告效应非常突出,秦国政府“言必行、行必果”的重诺守信形象得以确立。也由此,历史的舞台上成就了一出“商鞅变法”的伟大剧目;秦国也因变法而强盛,为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中国的传统学问中,多了一个“徙木立信”的成语和典故。
重提2300多年前的旧事,想说明的是:中国的新一轮的改革发展,正如当年商鞅所为,首要之务也是信用的重建。这可以从当前经济领域中的突出问题上得以佐证。
今年经济形势,如温家宝总理年初所说,“可能是经济上最为困难的一年”。困难在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新矛盾。如今经济运行已过年半,国际环境的众多不确定因素逐一显现,美金贬值、热钱涌入、石油上涨、金融振荡等等。然而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外部环境变动对中国经济冲击最为严重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衰退风险,导致国外需求持续减弱。统计数据也证明了,今年前7个月我国出口8029亿美金,同比增长22.6%,增速比去年同期减缓6个百分点;累计贸易顺差1237亿美金,比去年同期下降9.6%,净减少131亿美金。因此使得今年以来我国实际出口对GDP的贡献为负值,外需减少成为拖累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因素。
再看国内经济发展的新问题,开年以来天灾频频发生,通胀难以遏制,投资市场的大起大落也加剧着金融风险。然而,根本性的难题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出现的“青黄不接”。在宏观调控信贷紧缩、生产成本全面高企、国外订单又明显减少的多重压力下,原先的低端制造企业生存堪忧。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全国约十分之一的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在今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接近30%,较去年同比减少15%,并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在浙江,一项对年销售收入1亿元以下的2048家企业调查显示,一季度产值负增长的企业占34%,利润负增长的企业占36%,出口负增长的企业占28%。更有像“飞跃集团”这类标杆性的地方龙头企业,也因资金链断裂向政府提出了破产申请。似乎旧的经济发展方式终要“寿终正寝”了,但麻烦在于新的发展方式至今还在“难产”。“腾笼换鸟”后笼子虽空了,新鸟却未见踪影。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创业创新主体成长缓慢,加重着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和就业形势趋向恶化的担心,减弱了进一步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勇气和信心。
外部需求减弱、内部转型维艰,困境如何突破?答案其实早已有之:一是开拓国内市场,转出口拉动为消费拉动;二是加强自主创新,从低端制造转型升级为高端新型产业。但开方容易抓药难,就这些对策建议,不说专家学者,就是政府官员也是早已喊了多年,但一直未有突破性进展。其根源,应该就是在“信用”二字上了。
笔者曾对浙江湖州地区的一家皮革制造企业长期跟踪调研,观察到这家企业从国内市场打拼,到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再到放弃国内市场从事订单生产,最后完全丧失自身品牌和销售网络,沦为跨国企业“生产车间”的全过程。这其实是浙江,也是中国沿海很多中小制造企业近几年发展的典型轨迹。询问该企业主,为何放弃原本势头不错的国内市场。其回答是:在国内买卖,虽然账面上利润较高,但市场环境不好,货款拖欠乃至赖账的比比皆是,如果投诸法律跨地区诉讼,对方往往受当地政府的袒护,交易成本也实在太高;还不如和老外做生意,利润虽薄了点,但安全省心,量做大后总收益也还好。可见,放弃国内市场的背后,折射的是国内市场信用缺失、政府监管不力带来的无奈。
再来看自主创新面临的困境,笔者曾到浙江金华地区的一个产业集群调研,当地的一家龙头企业先容情况时诉苦道:自己花了很大投入进行研发设计,但每一种新产品推出后只要3个月,整个市面就马上充斥了模仿产品,而且价格更加低廉。所以只有预计一种产品研发完成后,其生产销售后实现回报的全流程能控制在3个月以内,这家企业才尝试进行研发设计。相信这在浙江的众多产业集群中绝不是个案,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产业升级提出后,大家的企业往往喜欢以进口先进设备和生产线来替代制造技术的自主研发。也导致了像浙江绍兴县这样中国最大的纺织基地,虽然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完成了设备的引进和技术改造,2006年全县拥有德国、意大利等生产的世界最先进的无梭织机,无梭化程度达到90%以上,许多设备甚至比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还先进,但众多企业依然仅生产中低端产品,造成了“一流设备”生产“二流产品”,并因过度竞争只卖“三流价格”的尴尬。今年终究因创新能力不足,整个纺织行业迎来了衰退。
以上的实例,其实都说明了社会信用缺失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在世纪之交,曾经有一本书引起了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共同关注,那就是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书中指出,信任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源,在现代社会中和物质资源同等重要,只有那些拥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构建一个稳定、规模巨大的商业组织,应对全球经济的竞争。如今在我国经济遭受了全球化风险的冲击,内部也步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更是深觉此言不谬。在一个社会信用缺失的环境中,自然是交易契约无以保障、常识产权普遍漠视的,也必然难以抵抗外部的风险、实现自身的演进。大家要改变这一局面,唯有加快推动社会信用重建,规范市场行为、改善市场环境的一系列制度改革。这包括执政者摈弃以往短视近利的狭隘观念,增强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凸显政府作为市场“守夜人”的公共职能,等等。
2300多年前的古人,尚有智慧知道一个讲信用的政府、重信用的社会,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大家这些即将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后代子孙,那是更没有借口来忽视和回避它了。

(编辑单位: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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