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21期 2008年>> 发展时评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3/5/11
揭开吕日周“为官生涯”的真相
李红平 邓 科

  2000年2月,在山西省体改委主任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0年之后,55岁的吕日周获得了可能是他官员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出任长治市委书记。
  针对记者对他在长治的所作所为是否“太急躁”、以至于会导致形式主义的疑问时,他的回答是:“我只能说人们太不着急了。”
  正是在这种被认为“太不着急”的背景下,吕日周在长治市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副市长,书记、市长与市民在广场上公开对话,前后10次在1.4万余人的范围内测评市级党政最高领导,要求上万名机关干部下乡蹲点……
  毫无疑问,近3年时间来,吕日周一直想用一种强力高压举措,发动、动员起他数量达几万人的庞大下属,希翼在较短的时间里改变这个中国内陆有着300多万人口的城市的面貌,实现他蓄积已久的理想。


  挑战“太平官”
  吕日周一上任,即把改革的重点“对准”了官员队伍。
  1996年,吕日周曾经受邀在省政协向各级官员们发表对形势的看法。这一讲演,后来扩充为《山西省改革开放分析》。在《分析》中,吕日周大胆断言,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名列全国中上游的山西,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落后,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力度不够”。
  改革开放力度不够的客观原因,吕日周分析了几点,包括不沿海不沿边的地理位置、中庸哲学的深刻影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等等。而这些客观因素作用下得出的一个共同结果,便是“官本位”意识的强大和“太平官”的盛行。
  在上世纪80年代,吕日周曾经写过一篇《给太平官画像歌》,其序曰:“有人精于‘不做事没事’和‘做事会出事’的为官之道,也精于‘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的为官之道,世故圆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余深恶之,为之画像。”其歌曰:“要发文件,等待实践。要去实践,等待文件。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核,没有缺点。如此结论,形成经验。……善于重复上级的话,从来不去具体化。这种官本事大,能把真话说成空话。不结果实光开花,花儿开得像云霞。你没饭吃去找他,他只是回答:吃饭对人意义大,吃饭好处有十大。他给你说顿空话,能把你气得肚子大。”


  “道德权威”的确立
  重整吏治,吕日周采取的第一步,是一把手“带头、带领、带动”。
吕日周带头深入百姓家中调研、住宿的故事在长治被广泛地宣扬和传播。人们在当地的资讯报道中,往往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市委书记吕日周同志骑着自行车,到××地调研。并于次日清晨6点,给当地党员上党课”。
  这种调研,往往是头天晚上住在农民家中,第二天一早与农民聊天了解情况。太行山的夜晚,让这位新任市委书记尝到了刺骨的冰冷。在一篇日记中,他这样描述,“那个冷呦,让我第一次尝到了当‘团长’的滋味。身子在被窝里紧缩着,不敢伸展,靠体温只能暖热身旁的一小片地方,再一翻身,又是一个冰冷的世界。”
  长治市委办公厅提供的数字是,以2001年为例,吕日周下基层达到209天,住工厂、学校、农家86夜。
  另一个触动了许多人内心的例证是,2001年岁末,在全国煤矿事故接连不断的时候,吕日周到沁源县晋阳煤矿,沿着只有2尺高的坑道,下到600多米深的井下检查工作。一些工人说,别说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就连村支书也没有到过井下啊。
  这些充满道德楷模意味的行动,产生了两种颇为不同的结果。在民众中,确实大大缩短了与干部的心理距离;而官员们见市委书记尚且如此,也被迫至少从形式上深入到基层去。但是,依然有人认为吕日周是在“作秀”,在谋求“政治资本”。
  对此,吕日周的说法是,“那你们也一年骑自行车1000多里啊,也早晨6点去上党课啊。”


  舆论监督牌
  然而,道德楷模的确立,或许能够在短时间内扭转民众对官员的印象,但官员的官气并不是感受一下山沟里的寒风,便能够彻底“冻掉”的。
  当地知情人士称,多年以来,长治官场实际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官场惯性和运作特性。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决策者的施政意图很难得到迅速贯彻,用吕日周的话说就是难“落实”。一个决策下去,由于惰性或者利益的关系,实行起来往往变了样。
  2000年4月,这位就任仅两个月的市委书记便真切地体会到了“落实”的艰难。2月份,吕日周在上任之初的调研中发现拖欠教师工资严重,当即要求马上解决欠发教师的全部工资。结果,有的采取县委书记、县长带头停发自己的工资,有的采取拍卖机关小汽车、压缩行政经费等各种方式,宣称拖欠问题已经全部解决。然而,4月5日,吕日周到沁源县王陶村“暗访”,赫然发现学校依然有23名教师3年未领到工资。
  前面的宣称被证明是一场谎言。王陶村的问题,因为市委书记发现了,自然好解决———吕日周要求分管教育的乡党委副书记在次日中午12时的最后期限内全部补发工资,否则摘掉官帽。结果,当天夜里,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可大量没有发现的怎么办?吕日周想到了舆论监督。当地一位政界人士说,吕日周实际上选择了一套现成的制度安排,来发动、动员乃至于“逼迫”被他称为“懒惰”的官员们。
  “威权政治”+公开政治
   舆论监督在市委书记的支撑下,在长治被发挥到极致。长治市委办公厅向本报提供的信息显示,从2000年3月10日至2002年9月23日,吕日周共对《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批示274次381条。
  仔细翻看这381条批示可以看出,吕日周对于有些事情的管理甚至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有人戏称,吕日周是手拿一条鞭子,时不时提醒他的下属:卖力干活,不然我抽你。
  而有些批示则显示,有的时候,这种“从严治吏”的方式,有悄然向“从严治民”转移的倾向。这一点较为明显地体现在长治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和安全城市的过程中。
  吕日周惹起的一项全国性争议是“黄马甲事件”。长治定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目标后,为了尽快消除市民的不文明行为,采取了一个严厉措施:随地便溺、四处涂抹制假证广告等不文明行为的市民,在大街上穿上黄马甲,黄马甲的背后写着“不文明行为人”五个字。此举出台后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而另有一些人则认为只有这样的重罚才能有效遏制市民的不文明行为。今年4月初当记者来到长治时,这种做法已被悄悄取消。
  但10月13日,吕日周面对记者时说,那主要是因为不文明行为在长治已经基本杜绝,“你们那么多城市,不是到现在还为制假证广告泛滥成灾而苦恼吗?如果别的办法治不了,那我还是会让他穿黄马甲。”
  有分析者认为,可以看出,吕日周具有威权政治的倾向。
  不过,在吕日周的思路中,威权政治并不是惟一。或者说,实现其威权政治目的的手段,并不完全是靠威权,他的另一砝码,便是公开。
  长治的舆论监督,其本质无疑是“公开”。而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比如书记办公会纪要、常委会纪要等,全部在《长治日报》上公开发表。此举一举打破了政治的神秘性,将政治前所未有地端到民众面前。
  公开政治的另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当不少地方,领导都要时常防备着、躲着群众时,长治的市县级领导却被要求定期不定期地与群众在广场上进行公开对话。这被不少人认为是“石破天惊”。
  有分析者认为,不管是威权政治还是公开政治,对吕日周而言,他都还是把这当作一种手段,而这一切的核心,还是效率和成效。


  人治与法治之争
  毫无疑问,吕日周在长治进行的这一系列实验,有着浓厚的“人治”色彩。对此,吕日周认为,“这个道理谁都懂。上世纪80年代我去美国访问,碰到一个认识的中国人,我知道他在国内非常懒,但是他却在那里的街道上认真地扫雪。我问他为什么要扫,他说我不扫就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可大家呢?大家能幻想着有一天眼一睁,便是完善的法治社会吗?法治也是要靠人来推动的。”
  应该说,“人治”在长治短暂的实验,便已经在某些方面面临瓶颈。就拿公开曝光来说,以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久而久之,一些人便麻木了。”市督察室主任丁文松说。
  法治化的尝试应该说已经开始。从今年起,长治市已经开始将单纯的舆论监督扩展成为“五大监督”,即以纪检委牵头的党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监督、以政协牵头的民主监督、以统战部牵头的民主党派监督和以资讯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
  与此同时,“威权政治”的实施方式,在长治已经开始试图从领导的批示转向制度化和程序化。吕日周对此的概括是:实施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公开问题、追究责任(撤、免、停、调、罚)“五步曲”和让干部过“三关”(寻找问题关、追究责任关、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增加群众民主测评关)。


  但对于自己的前途,吕日周依然表示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被上面认同,但是,也做好了万一不被认同的准备。“我曾在大连的棒槌岛上观海潮,那迎面扑来的浪头,排山倒海般轰地扑向海岸,似乎力量惊人。可浪退后一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两个人的一两次冲击,不能希望过高,但是,成千上万这样的人的持续不断的冲击,就能改变整个社会。”


(文章来源:中国政府运作案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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