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18期 2008年>> 发展时评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3/3/31
民众是三十年转轨的驱动力量
秋风

      谁的改革?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转轨已持续了整整三十年。这期间,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民众的自由在扩大,权利保障得到改进,财富也程度不等地有所增加。那么,过去三十年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其动力来自何处?
     很多人通常把这个变革过程概括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语义学上说,选用“改革”一词本身就隐含了自上而下的含义。秉持这样的历史说明,面对迄今依然没有解决的制度转型的难题,这些人士也习惯性地对着政府呼吁深化改革。
    如此呼吁,或许并没有完全瞄准合适的对象。过去所发生的变革并不完全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反过来说也许更为准确:绝大多数变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地上艰难地生长出来的。
    有很多人对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成就十分自豪,但仔细分析或可发现,人们之所以觉得今天的中国十分美好,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太糟糕了。当时的标准说法是,“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普通民众深切感受到旧体制之祸,追求自由、权利和幸福的本能,驱使他们回避或者突破旧制度的不合理限制。其实,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不断有农民私自冒险实施承包制、分配自留地,城市民众自发经商的冲动也始终未能完全压制,“黑市”在所有城市一直都存在。可能正是这些非法的市场因素的存在,才让那套正规体制不至于立即崩溃。
    民众追求私人产权、市场机制的这些努力被形容为“自发因素”。这倒是一个很恰当的概括。民众的努力确实是自发的,它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呈现。到七十年代末,政治情势发生变化,旧体制终于陷入严重的危机,政府放松控制。一直被压制的民众自发变革,蔚然成为一种潮流。
    考察过去三十年间种种改革措施就可以发现,获得成功的所有改革措施,最初都始于民众的自发努力。民众是天然的变革者,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个人努力的广泛经济、政治与社会后果。


     民众是“立宪企业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就是改革的立法者,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立宪者。
    历史上各式各样的变革,大概可以归入两类:深思熟虑型和随机应变型,或者说变法型与实用主义型。如果政府和人民十分敬重法律,那变革通常会且必然会采取变法型进路。法治国家当然多采取这种变革进路,美国的新政就属于这一类型。
    当代中国人却没有这种对传统或法律的信念,所以,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进路。为什么会采取这一进路?主要原因是,旧制度是依据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甚至连产权制度、企业制度、企业的经营方式,也会变成一个宪法问题——而在基于自发秩序的法治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变革的基本模式因此就确定了:民众及基层政府自发地突破旧体制,试验一些新的替代性制度,再由政府予以认可,变成政策,进而变成法律,甚至宪法。当年小岗村农民决定把土地包产到户,实际上突破了原来宪法中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和经营模式的规则,而确立了新的宪法规则。
民众这样做,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但他们的做法产生了制度变革的意义。这样自发地突破旧规则、恢复原有的合理规则或者创造新规则的民众,就是“规则企业家”,或者说是“立宪企业家”。在他们自发地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利益的行为中,蕴涵着新规则、甚至新的宪法规则。


    “创新性违法”推动转轨
     当然,这样的变革模式就注定了民众为增加自己利益而自发创新的努力,必然与法律、政策发生冲突。不要说民众的自发创新是违法的,即便政府为了推广这些做法而制定的政策,通常也是在原有法律尚未废止的时候出台的。改革采取的进路通常是政策先行,待政策的效果稳定下来之后,再以制定法律、修订宪法的形式予以固定。
    这是改革时代的法律所面临的根本悖论,正是这一点,让很多信守法条主义的法学教授及律师倍感困扰。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社会尚未树立起法治的理念,人们普遍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法律。随着法律逐渐完善,有些人开始成为法条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民众超越法律进行规则创新的活动是不可容忍的。否则,人人随意违法,哪有法治可言?
    确实,守法是社会维持基本秩序的前提。但是,民众守法的前提却是,法律本身是真正的法律,而不是随意的命令。显然,并不是所有法律都能做到这一点,以计划体制为基础的旧的法律体系,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这种“违法”与欺诈、盗窃、抢劫等等违法行为,在性质上全然不同。法律与正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违反法律与违反正当在性质上也大不相同。某些法律规定只是为了一时的政治或经济需要而相当随意地确定的,不具有坚实的自然法与理性根基。也因此,它们是可以随着情势之变化而随时改变的。于是,违反那些法律规定,或许在政治上有巨大风险,但其性质终究不过类似于违反交通规则,往往并无道德上的过错。
     即便是在法律似乎已经相当完善的今天,也依然如此。中国仍然处于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已经确立民主、法治、市场、自治等目标,且已多少体现在宪法及部分法律中。但另一方面,旧体制之手仍然束缚着新的社会格局,法律体系中仍然保留了很多体现权力控制的条款,它们经常表现为法律中的限制性条款:宪法或者别的法律已经授予民众某种权利,但同时却有另外一些条款限制、甚至从根本上取消这种权利。但是,这种限制性条款是不合理的,从长远来看必然是要被废除的。
    在这样的法律状态下,断言某个东西不合法,很多时候是拿不合理的规则作为判断的尺度。而据此作出的判断,其实往往有悖于事物之自然与正义的要求。


     明智是政府的美德
    话说回来,民众自发创新规则的努力最终能否带来预期的后果,与政府有极大关系。要让新规则在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中生长,逐渐替代旧规则,变成正规的法律,进而编织出新制度,实现新旧制度相对平稳的转轨,需要另一个推动制度转型的要素: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治国者的明智。这种明智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种明智是“善意的疏忽”。这是英国贤哲柏克对治国者的告诫。这样的态度之所以是明智的,是因为透过民众的自发创新努力,其实可以发现、创造新的、更合理的规则。
    第二种明智是善意的回应。明智的治国者就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对此予以承认,以政策、立法、修宪的途径,将非正规的规则变成正规的规则,把民众事实上的权利、利益,变成法律上的权利、利益,从而推动制度体系的良性演进。
    成功的规则体系变革过程必然呈现为一个“多中心立宪秩序”:一方面,民众分享了立宪的权利,并在人们也想象不到的方向上进行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及治国者也明智地容许民众进行规则创新,并及时地将其成学问、系统化。上下两层立宪企业家的配合,乃是社会大变革得以有序进展的基本动力。


(来源:特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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