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67期 2012年>> 政经新解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3/1/21
通货膨胀与紧缩
刘福垣

  通货膨胀是纸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需要引起的通货贬值,相反的情况就是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政府特殊财政政策的产物,政府治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滑稽的伪命题。长期以来,人们把价格指数等同于通货指数,只要价格变动,不是通货膨胀,就是通货紧缩。这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难以改变。这就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ABC开始破除理论上的迷雾,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


  一、必须区分物价变化的两种动因
  人们习惯于把币值当作自变量,物价看作是因变量,好像物价的升降都是由货币发行量和币值决定的。物价只要上升就是货币发行多了,货币贬值了;物价只要下降就是货币发行少了,货币升值了。其实,物价与币值的关系是取决于供求关系变化的动因。只有货币发行量引起的供求关系变化所导致的物价升降,才是通货问题;而由生产、分配、流通引起的供求关系变化所导致的物价升降与货币发行量和币值无关,这种物价的升降所引起的货币购买力变化不是比值问题,而是商品价值的变化。在供求关系变化两种动因同时存在的时候,哪种动因力量大是决定因素。生产、分配、流通动因大的时期,即使货币发行量偏大,发生通货膨胀,物价指数也并不因之而上升;即使不断紧缩银根,存款准备金率一提再提,物价指数并不因之而下降。在所谓治理通货紧缩时期,之所以连续增发国债降低利率,物价指数不为所动,是动因没有找对;目前靠从紧的货币政策治理所谓通货膨胀,十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CPI仍然照升不误,还是动因没有找对。动因既然有两个,就不应该像条件反射一样,看到物价上升就认定是通货膨胀,看到物价下降就认定是通货紧缩。也就是说,只有在恶性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条件下物价才会随之升降,一般的情况下物价不是币值变化的因变量。
  只有在货币发行量一个动因条件下,物价总指数才是通货指数。在实验室性质的纯粹的理论分析中,其他动因存而不论,物价指数才可能充当通货指数。所谓供求矛盾,从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来看,卖不掉的商品可以说是供大于求,买不到的商品可以说是供小于求。而全社会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是不能相加的,大家不可能在全社会商品总量上做出供大于求和供小于求的判断。虽然全社会商品的价值量是可以相加的,但由于所谓剩余的商品价格下降,短缺的商品价格上升,还是加不出来供大于求或供小于求的结论。统计的结果只能是社会产品的价值基本上等于总价格,总供给基本上等于总需求,差额只是统计技术不完善,不影响分析结论。既然在价值构成上社会商品的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在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个别产品因供求关系的变动价格指数可能上升或下降,而社会总产品的价格指数应该恒等于零。这是因为,技术进步虽然可以使单位产品的价值含量降低,却不能改变社会产品的总价值量,只是使社会总产品使用价值量增加。即使再加上技术进步的条件,社会商品物价总指数也应该恒等于零。正因为如此,物价指数大于零和小于零是货币价值变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只有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条件下,才有物价指数及其变化的问题。所以,物价指数就是通货指数。也就是说,如果在统计上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是政府多发了票子,造成通货贬值,产生了通货膨胀;如果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是政府多回笼货币,造成通货升值,产生了通货紧缩。但是在我国,不能用物价统计方法不科学来说明,只能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可能达到分析师们需要的实验室水平的理想状态来说明,那些所谓存而不论的东西还不能不论。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三大地区发展阶段的差别、公共品的严重短缺、辖区经济对流通渠道的分割等等阻碍市场发育的东西对供求关系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些都是我国物价升降的主要动因,货币发行量即使有问题,也不是主要原因。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总是拿通货说事。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价格缺乏可比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迄今为止我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体制转轨还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把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物价指数和通货价值变化对应起来,用于引导我国政府的经济调控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水在摄氏100度沸腾的前提是在一个大气压下,物价指数能够大体上反映通货价值变动情况,必须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目前经济体制转轨还没有完成,物价指数的变化基本上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转轨的伴生现象。经济分配关系的变化、价格形成机制的变化都是人为的,不是市场自发的过程。这些变化在统计上所反映的价格在时间序列上没有可比性,因为价值与价格的内涵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计算和编制的所谓价格指数没有多大参考价值。
  我国的商品价格逐渐反映价值和供求,愈来愈像价格,但至今还没有转变为真正的价格,影响所有要素成本的能源和粮食价格还属于计划价格范畴。而在价格关系变化中,质变常常快于量变。在时间序列上看,不同时点上的价格不是或不完全是同质的东西,因而价格形成机制转型快时没有可比性,转型慢时可比性也要打折扣。特别是那些善于数理统计的专家,把这些所谓的物价指数输入他们的复杂模型之中,经过认真统计分析,却常常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些模型还不如有经验的人拍脑袋管用。不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一点不管用,而是用错了对象,人们忽视了因气压不同水的沸点不同的基本常识。只有统一内涵的物价,才能编出有价值的物价指数。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还远没有结束,真正的物价指数还不可能产生,生搬硬套出来的所谓物价指数还不能当通货指数来使用。


  二、分析物价指数必须有历史的辨证的眼光
  为了彻底破除通货紧缩的迷雾,除了对我国的物价指数在定性意义上说明它不是通货指标之外,还应该从更长一点的时间序列上考察它和通货的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产品价格翻了两番以上,职工的平均工资即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也增长了二十多倍。这些对物价的影响都是相当巨大的。以1978年为100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到2003年达到346.7,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479.4,大家能认为这都是通货膨胀引起的吗?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逐渐消除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半义务劳动,土地由无偿使用改变为有偿使用,这些变化在价格上的反映是物价飞涨,实质上是经济关系改变之后的价格补位。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步子迈得大一点,物价指数上涨的就快一些,改革的步子小一些、慢一些,物价指数就上升的小一些、平缓一些。这些都和通货膨胀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在这20多年里,也不是没有不正常的情况发生。1992年的1997年的六年间,物价指数上升得过猛、过快,其主要原因是改革措施失当,也有政治周期引起的投资过热造成的。其中有没有通货膨胀的原因,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还不能确定。1994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比上年提高了39.9%,仅仅一个粮食提价的所谓改革就使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6个百分点,占1994年物价上升21.7个百分点的74%。如果有通货膨胀,也不会超过5.7个百分点。这5.7个百分点中还有相当份额是投资过热成本拉动型物价上涨。所以,1994年看起来物价上升21.7个百分点,真正能算到通货膨胀头上的至多不过2到3个百分点。一个经济实体,特别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有那么2到3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是相当理想的态势,作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在经济快速扩张时期,有几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物价上升不超过人们收入增长的幅度是正常的,没有必要急急忙忙地采取调控措施。
  至今没有发现通货紧缩的任何迹象。通货紧缩必然引起物价下降,但物价下降不一定是通货紧缩引起的。前些年的统计资料证明货币供应量是充足的,可见当时的物价下降不是由货币供应量不足引起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本价格、产品价格下降也是必然的、正常的。当时的物价下降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是供给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升级,需要调整而又调整不到位的正常反映。物价不下降就没有调整的可能。自古以来,萝卜快了不洗泥,如果价格不下降,能得到平均利润甚至超额利润,那么要素重新配置的动力何在?在这种情况下鼓吹什么治理通货紧缩,是书生误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所谓反通货紧缩的措施,客观上是维护少数企业的垄断地位,抑制科技进步。
  由于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到位,以及东亚金融危机和国内政治周期收缩阶段政策的影响,1997年物价开始回落,但回落的幅度是相当小的,幅度最大的1999年也只有3个百分点。其中主要拉动力又是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1999年下降了12.2个百分点。这是市场在纠正1994年的不恰当的提价,向相对合理的价位回归。从1997年到2003年的物价缓慢下降,根本不存在什么通货紧缩,可以肯定地说连一个通货紧缩的因子都没有。
  由于大家没有把分配结构调整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启动器,所以不管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有多大,它的变化走向和目前的居民消费结构实际状态不同步,即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变动不一致,旧的供大于求叠加新的供大于求,物价持续走低是不可避免的。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的投资和出口增加,实际上不过是经济运行的外生变量,无论拉动的力度大小都改变不了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是区域同构、分配失衡引起的内需不足,和货币供应量没有必然联系。
  特定经济结构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是物价水平的决定因素,价格不过是这种关系的货币表现。所谓治理通货紧缩、治理物价下降,就是以颜料掩盖反映病变的肤色,回避深层次矛盾,和市场机制的调节力对着干。分配体制的改革可以影响货币占有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货币的职能结构,继而影响消费、投资和就业,改变供求关系。
  另外,当前居民消费增长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虽然同物质需求的潜在增长率相比是比较低的,但同购买力结构比已经不低了。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结构能比较符合居民的实际消费结构,当时的物价是走高还是走低,恐怕得重新判断。当时的物价下降是总量指标,就具体商品分类物价而言,有降也有升。剩余产品价格下降,短缺产品如教育、垄断产品、新产品、准公共品、住宅和某些服务产品,有的价格正在上升,有的价格原来就高,即使下降,幅度也很小。而目前的统计中,物价样本结构落后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权重失当,使价格本身的可比性下降。在消费品零售额上升9%左右、进口增长两位数的情况下,物价还在下降,这就说明物价指数的统计内容已经落后于现实的经济关系。不改变目前的物价统计样本权重,物价的走高、走低仍然是说不清楚的。
  如果人们认定物价上升是通货膨胀,物价下降是通货紧缩,大家不是生活在通货膨胀中,就是生活在通货紧缩中。按此逻辑,问题就变成了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就是通货紧缩的过程,治理通货紧缩的过程就是通货膨胀的过程。从1979年1997年,历时18年多的所谓通货膨胀,是治理1963年以来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所谓通货紧缩;从1998年到2003年6年的所谓通货紧缩时期是治理前18年的所谓通货膨胀;2003年下半年又开始了治理所谓通货紧缩的所谓通货膨胀时期。按这个逻辑,从1995年到1998年和从1998年到2002年,可以说是所谓通货紧缩时期的两个阶段,前者为治理所谓通货膨胀的阻击阶段,后者为反击阶段。那么通货紧缩是个好东西,为什么还为“挥之不去”而担忧呢?既然通货膨胀是在治理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在治理通货膨胀,政府还忙什么?政府见通货膨胀就治通货膨胀,见通货紧缩治通货紧缩,不正是帮倒忙和市场对着干吗?其实,上述逻辑不过是正常的物价波动的逻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政府政策的产物,只要政府没有故意多发票子,没有故意多回笼货币,就不会有什么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既然自己没有搞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就没有必要怕物价的升降。物价上升是市场在帮助大家调整结构,物价下降也是市场在帮助大家调整结构。不要总是有一种压力感,物价的“账力”和“缩力”都是在压结构,不是在压政府。
  政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扫除各种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人为障碍,而不是调物价,也不是像摆积木一样,自己动手确定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实践反复证明,结构调整的主要障碍实际上是各级政府自己,中央政府的主要调控对象也是各级政府。在强势政府的条件下,各级政府都不太敬重那只看不见的手,不仅计划意识依然浓厚,诸侯意识更加强烈。如果大家把调整产业结构的概念变为调整政府职能结构的概念,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其实有相当多的政府官员早就意识到自己和市场对着干的后果,只是割舍不了包含丰厚“寻租”资本的审批权。


(编辑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

 _
  上一篇:发展山区经济的智慧
下一篇:百无禁忌的时代

关闭窗口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