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67期 2012年>> 地方观察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3/1/21
沪粤行政管理改革对浙江的启示
秦诗立

  相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之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相对较慢,国家尚未有相关战略决策和统一部署,无明晰改革方向和路径选择。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浙江、广东、上海等较发达省市不约而同地开展了行政管理改革探索。
  浙江主要推进扩权强县,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实行了5轮较大的改革,县级政府管理权限明显扩大,县域经济发展全国领先。上海以浦东新区为试点,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与功能健全,并通过政府授权或服务购买,使社会组织延伸或补充了部分政府职责,而在“强政府、大社会”构建上成功探索出新路。广东以顺德大部制改革为契机,陆续在全省25个县市开展简政放权,一方面推进行政管理的精简化、扁平化,同时积极立法支撑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发展,较好解决了减政后放权到何处、由谁来承担等问题。
  显然,浙、沪、粤在推进行政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上并不相同。浙江强调的是行政权力下沉,以提高县级政府在土地、资金、人事等要素资源调配、行政审批层级优化与简便、社会管理与服务承担等方面的权限,而对培育健全社会组织,以及政府部分权责向社会组织转移建设,改革创新力度相对较小。上海强调的是通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完善,来承担社区自治服务领域的部分职责,政府让渡的权力也集中在基层社会管理领域,而在“强政府、大社会”建设上较好实现了某种平衡。广东强调的是政府行政管理架构的重建和通过社会组织建设而带动的社会重构间的对接,政府实现的不仅是部分权力,包括社区自治、经济管理、慈善环保等领域,转移给社会组织,以推进“小政府、大社会”的形成;更包括通过大部制、扁平化等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及其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政府与社会组织沟通协商的契约化等,来推进社会治理机制与体系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的行政管理改革主要集中于政府内部的机构调整与权责重组,尽管也曾通过转变纺织、煤炭、机械、电子等行业管理部门为半官方的行业协会,较好实现了机构精简和职能优化。但总体而言,政府管理改革与社会重组间的互动并不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及有实质意义的政府职能转移并未有效开展。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政府行政管理改革会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以及政府审批事项与权限难以有效减少,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配置市场资源、干预经济发展的现象未能有效减少,而造成目前经济增长质量难真正提升、增长动力难有效增强。
  对应,浙江的扩权强县,以及扩权强区、扩权强市改革,也更多是政府体制内的管理权限梳理,未能从根本上触及政府职能转变及其向社会组织的转移,以便有效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导致新形势下原有的体制机制灵活优势难以有效保持和充分发挥。相反,广东简政放权建立在社会重构基础上。2005年12月,广东省人大率先通过支撑行业协会建立发展的地方法规,在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自治运营、权责明确、服务购买等方面给予法律保障,并允许先行探索、创新。2009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对顺德区原41个党政机构,按职能“合并同类项”,职能重叠、相近的党政部门合署办公,最终精简为16个;并把权力链从“党委-政府-秘书长-部门”简化为“党政-部门”,有效实现了行政部门精简与行政管理扁平化的同步推进。与此同时,顺德区及其街道、镇成立发展咨询委员会,主要由相关社会组织代表,在区域发展重大问题上实行契约化的协商;行业统计、打假维权等经济管理,以及社区自治、慈善服务、环保服务等社会管理权责通过政府授权、购买服务等方式,让社会组织来充分承担,较好解决了政府职能向何处转,谁来接、能否接好等问题,并解决了深层次的政府职能转变、转移的动力源与督促问题。
  考虑到我国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权限架构,及其导致的单独一县市行政管理改革带来的对上、对外对接困难,广东省委省政府2010年11月及时出台《关于推广顺德经验在全省部分县(市、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引导意见》,在25个县进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并将在全省所有县市全面展开。为解决好与中央相关部委对接,及其相关法律法规衔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积极沟通,争取相关法律法规修改、部门对接调整等,乃至争取全国行政管理改革试点省。同时,广东正进一步深化社会组织的培育建设、规范管理,与政府职能转变对接所需的渠道完善与法规体系构建,以使相关改革能进入制度化轨道,来有效保障“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治理完善、政社分工合作”的深入展开。
  广东探索的简政放权与社会重构改革,结合城乡建设用地“三旧改造”、经济人口粤西粤北“双转移”、前海横琴南沙等三大新区创建、珠三角金融改革试点等配套支撑体系完善,有力保障了广东政务、商务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特别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外向度最高的广东,近年来经济增速高于浙沪,其面临的国际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也相对较少,以完善社会组织为基础的“幸福广东”建设也较好促进了社会和谐,尽管仍存在偶发的群体性事件。可以预期,随着简政放权的不断推进和完善,以及相应社会重构的深入开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将有效恢复,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有效增强。而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很可能是广东转危为机,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必要修炼。
  对浙江来说,同样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如何借鉴广东简政放权与社会重构的宝贵经验,来修炼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功”,作为转型升级发展的优良土壤和坚实保障,并结合“四大国家战略”、“四大建设”、浙商回归、工业强省等配套建设,不失为有效的战略选择,才能寻得新的优势和动力。

(编辑单位: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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