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66期 2012年>> 城乡审视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3/1/15
小城镇城中村与大城市城中村的比较研究
李诗强

  一、引言
  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城市问题,城中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一些城中村规模之大,俨然已有向小城镇蔓延的趋势了。作为乡村地区人口“就地城镇化”的产物,城中村形成的政策背景是城市化发展战略,经济背景是农村工业化,人口背景是城镇外来流动人口。根据中国的城镇发展战略,小城镇建设对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小城镇“城中村”现象,已经成为制约城镇发展的瓶颈之一,因此有必要借鉴大城市中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经验,对发达地区小城镇已形成“城中村”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研究,寻求解决城中村问题的有效对策。


  二、小城镇城中村形成的动力机制
  (一)小城镇城中村形成的表象特征
  小城镇城中村表象特征是镇区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长,慢慢地吞噬了位于镇区周围的原农村居民点,在空间表现为既有城镇建成区与农村居民区的混合,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混合,一些地方还存在农用耕地。
  (二)强制性城镇化机制
  大城市城中村是一种强制性城市化结果的村落(图1),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空间的扩张,原有自然村落被城市建成区所包围,形成大城市城中村现有面貌。
  纵观已有研究文献,关于大城市城中村形成的体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体制转型方面的原因:蓝宇蕴认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造成城中村现象的宏观制度背景,但从深层次角度看,城市化农民的利益机制、生存和发展机制及其相关行动逻辑才是形成城中村现象的根本原因。
  二是城市建设规避原因:城市在扩张的过程中,一般优先征用一级生地,极少涉及大的拆迁建筑物,所以对于这种问题重重、拆迁成本过高的城中村而言,政府或投资主体会选择回避或暂时放任的态度,在政府这种追求短期效益目标的前提下,导致城中村基础设施不足和环境恶化等后果。
  无论是制度缺陷还是规避现实,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出大城市城中村首先是由于城市建成区扩张而造成的。用系统科学的概念来看,大城市城中村的形成是自组织系统的他组织现象。经典的系统哲学指出自组织和层次性原理是系统基本原理,大城市城中村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同时它又存在于城市这个巨系统之中,是城市的子系统。自组织与他组织是组织作为动词使用意义上的复合,两者是相对的,所谓系统的自组织是从一种组织状态自发成为另一种组织状态,系统的他组织又称为被组织,是系统的运动和形成组织结构是在外来特定的干预下进行的,主要是受外界指令的结果。系统的自组织原理是在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对立统一之中来把握系统的自组织的,即自组织的系统,意味着作为系统的部分子系统在运动、组织总是受到特定的制约,即对该系统之中的低层次子系统而言,这些子系统受到作为更高层次的系统的整体干预,是他组织过程。大城市城中村作为城市的子系统,必然受到城市的整体干预——城市空间扩张,对城郊农业用地的征用,必然使这些原属于乡村地域的村庄开始“强制性城镇化”转变,体现一种他组织的过程。
  强制性城镇化多是政府采用目标定性和预定规划等指令性手段单方面推行的,其特点就是城市政府以期达到土地的集约利用和有效的管理城市土地资源,希翼城市化的目标按照利好的一面发展,同时也为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税收。
  (三)诱发性城镇化机制
  本文所研究的小城镇城中村表象特征是镇区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周边村庄向镇区自我扩张蔓延,彼此互相交杂在一起,空间表现为:镇区建设用地慢慢吞噬了位于镇区周围的原农村居民点,既有城镇建成区与农村居民区的混合,工业用地和农业用地混合,或存在没有完全城市化的农用耕地。
  小城镇城中村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诱发性城市化机制下的结果(图2),诱发性城市化指的是社会群体或物质空间由于城市制度等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积聚发展。由于强制性城市化受到种种条件的约束而常常体现出“非整体性”、“非全覆盖性”,这就为诱发性城市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
  快速城市化地区村庄结构的演变,存在两种动力的推动。一是来自农村工业化规模扩张需求,诱发村庄由下向上的快速集聚。二是大区域内城镇体系规划和乡村建设,国土资源和扶贫项目的实施等上级政府行为,引起自上而下的村庄合并。
  伴随农村工业化蓬勃发展,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村庄,人口集聚能力和村集体经济实力得到壮大,从而衍生出像宁波集士港镇、西店镇管辖内的一些经济强村。这些“明星村落”的示范效益,使得发达地区先天条件好的村庄纷纷拒绝“强制性城镇化”,都倾向走“诱发性城镇化”的路子。
  (四)两种城镇化机制的关系
  “强制性城镇化”与“诱发性城镇化”是两种不同的城镇化机制,其产生的结果分别是:前者是一种城市迅速包围村庄的城镇化模式,后者是一种村庄自身借城镇化发展机遇,主动向镇区靠近的模式。
“强制性城镇化”主要动力来源于政府规划的推力,政府在制定城市发展战略的时候,一旦将某一地区确定为重点发展区域,不管是兴建新城区还是开发区都将带来该地区的迅速城市化。原来的村落会迅速被城市的海洋淹没,在这个发展与扩张的过程中,城市在较短时间内拉开框架,而没有时间消化吸取原来的农村。在近乎“抢地”的城市膨胀中,政府和开发商都争取在短时间内得到最容易处理的土地,而对于村民搬迁安置等复杂问题往往采取搁置的态势,城中村由此形成。
  “诱发性城镇化”主要动力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自身急需发展的内力,另一方面是外界城镇的辐射力,两者共同推动村庄就地城镇化。周边城镇经济的发展,无形中提升村庄的区位价值。在这种巨大利益的环境驱使下,各村庄抢抓时机,主动进行城镇化建设改造,积极占领城镇化的带来的利益。


  三、城中村形成的空间演变过程
  (一)大城市城中村的形成过程
  关于大城市城中村形成阶段过程(图3),国内学者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观点一:城中村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聚落形成初级阶段,也可称为“前城中村”阶段。这时城市尚未扩展至村镇,城中村还只是单纯的农村居住聚落。②城乡结合部阶段,城乡接触。随着城市用地拓展,越来越多的村民转向从事非农活动,农民的生活空间逐渐收缩到狭窄的聚落内部。③城中村阶段:城乡冲突。此时只剩下完全被城市建成区包围的村镇居住聚落,这个阶段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④城中村瓦解阶段:完全城市化。城中村社区逐渐瓦解,村民逐渐融入城市社会。观点二:大城市城中村形成的基本过程包括:改革开发前的传统农业聚落——城市用地扩展与农村居落转型——城乡二元体制与城中村的形成。
  (二)小城镇城中村的形成过程
  小城镇城中村形成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诱发性城镇化”,体现为村庄本身要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国家鼓励农村工业化的政策背景下,由于外界产业技术的涌入和农村自身劳动力富余等多重条件的作用力,必然要求农村各生产要素,进行分化与重新组合,由以前的“同质同构”向“异质异构”状态转型,因为这种功能的变异导致的空间结构与布局的改变,迫使村庄需要进行深刻而复杂的变迁(图4)。
  在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一些本身具有优势资源、地理区位便捷的村庄,利用外向经济的引入和村集体经济来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或配套服务业,以期达到土地经济的高效利用,带来更高的农业生产产值,为村民提供更好的就业岗位。村民也在这个过程中从务农到务工,完成了职业身份的转变。
  在经济发达的宁波市西店镇,产业起步早,民营经济发达,早期的村办乡镇企业已向外资企业转变,形成了“村村办企业,镇镇有园区”的格局。西店镇外来务工人员比重较高,并且这种趋势仍在持续。根据2003-2008年西店镇工业发展基本情况统计,西店镇2003年本地就业人数为9520人,外来务工人员达12618人,超过本地就业人口的1/3,而2008年本地就业人数达11160人,外来务工人员达16742人,超过本地就业人口1/2。西店镇工业吸纳外地劳动力的情况能够反映出长三角地区乡镇经济发展的特点,这些外来人口作为潜在的城镇人口大多选择租住在厂区附近的村庄,进一步推动了“诱发性城镇化”的步伐。


  四、小城镇城中村与大城市城中村比较研究
  全面比较分析两种城中村异同,总结以来有以下几点:
  动力机制。小城镇城中村形成的动力主要源于自身主动的农村工业化,大城市城中村形成的动力主要来自城市空间的扩张,是一种被动的发展。
  空间分布。小城镇城中村主要见于主动包围镇区中心或村镇周边,大城市城中村常见于城市建成区内部。
  经济结构。小城镇城中村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呈迅速上升态势,大城市城中村以第三产业为主。
  组织管理。小城镇城中村以村委会或村股份企业形式,大城市城中村一般以村股份企业为主。
  户籍制度。小城镇城中村村民一般刚开始农转居,大城市城中村村民已完成农转居或正在进行农转居。
  土地使用性质。小城镇城中村大部分为非农用地,保留少量农用地,大城市城中村主要以宅基地,自留地等非城市建设用地为主。


  五、结语
  反观部分城市政府对于城中村的改造,一般趋于推到重建,为的是利用城中村极佳的地理区位优势,来发展经济效益更好的房地产业和综合商业项目。这种忽视城中村村民未来生活和生存可持续问题的做法是一种短视的效益行为,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所以,笔者希望未来城中村在更新改造模式的选择上,首先考虑把原住居民生产生活与流动人口的居住生存问题纳入规划当中,结合不同类型城中村,有针对性的制定不同的更新改造对策,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谐统一。

(编辑单位:宁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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