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64期 2012年>> 文史杂谈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12/31
史林散叶(三十五)
俞剑明
     包拯怒斥宋仁宗
      戏曲舞台上有一出和宋仁宗有关的戏,叫《打龙袍》。说包拯到陈州放粮,发现了关于仁宗身世的惊天秘密:原来仁宗本是李妃所生,但心怀忌妒的刘妃指使太监郭槐用剥了皮的狸猫换掉了婴儿。幸有内侍陈琳将婴儿救出,养于八贤王处。后来承嗣登基,便是宋仁宗。——李妃则因生下“怪物”而被打入冷宫,后又流落民间。
      包拯将李妃从陈州请回,让仁宗认了亲娘。仁宗不孝,本当重罚,但此时已是皇帝,于是只得象征性地往他的龙袍上打了几下。
      宋仁宗千百年来被民间热捧,倒并不在于他身世的离奇传说,而是因为他的从谏如流、严于律己,是个难得的好皇帝。有个深受宠爱的篦头宫女说了句干预朝政的话,仁宗没等吃晚饭,就将她驱逐出宫。
      张贵妃是仁宗最喜爱的妃子,一次仁宗在她阁中发现一件红色定窖瓷器,得知是某大臣所赠,马上往地上扔了个粉碎。仁宗之所以如此谨小慎微,严守规矩,是因为他手下有包拯这样得理不饶人的大臣!
      仍是这位张贵妃,曾向仁宗推荐自己的堂伯父张尧佐做宣徽使,仁宗作不了主,说得跟大臣商量商量。这天张贵妃把仁宗送到殿门口,轻抚他的背说:“官家(对仁宗的称呼)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仁宗回答:“得得(晓得晓得)。”然而在御前会议上,仁宗的建议刚一出口,马上遭到包拯的怒斥。包拯情绪激动,“反复数百言”,唾沫星儿溅得仁宗满脸都是!
      回到后宫,张贵妃马上前来探听消息。仁宗一面用袖子擦脸,一面抱怨:“殿丞(指包拯)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使乎?”(《曲洧旧闻》)史家的生动记述,让千年后的大家尚能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那个时代就这么奇怪,读书人读了几本孔孟的书,迷了心窍,满脑子都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冬烘口号,外加“必也狂狷”的做人准则,眼睛里只看到圣贤提出的迂阔目标,心头做着“青史留名”的迷梦,全不把现世的皇权、即身的荣耀放在眼里——在大家这些“世事练达即文章”的现代油子看来,真是愚不可及!
       张舜民难除“喜”和“愠”
      有些官场中人,一不善笑,二不能怒,说得好听是喜怒不形于色,修养到家;说白了是为人圆滑,城府很深。于是,宋代一位诗人张舜民感叹道:“为儒须较声名重,入仕先将喜愠除。”要当官,先把“喜”和“愠”排除吧!这两个字,张舜民真的排除得了吗?
      张舜民当过县令、知府、监察御史和谏议大夫,还随军出征西夏,出使辽国。虽然“常笑三闾老大夫,枉将憔悴付江鱼”,但他本人其实是一个敢说敢言的“直臣”!当初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曾上书:“便民所以穷民,强内所以弱内,富国所以蹙国。以堂堂之天下。而与小民争利,可耻也!”因为他代表“小民”利益,话不说不快!
      宋神宗元丰四年,他在高遵裕军中一开始就主张对“强臣争权”的西夏兴师问罪,但高遵裕所率之部消极应战,军事上节节败退且不说,还困守城内“以示招怀”。在西征回途中,张舜民写下了两首绝句:“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兵斫作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如此讽刺和否定这次西征,无疑犯了官场大忌,于是被贬彬州,失去官职。
       他“刚直敢言”并未因贬职而改变。宋徽宗上台,提拔他任“右谏议大夫”,这个深知官场险恶、自称“我是人间大丈夫”的复职之官,“居官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如此勤政,官场罕见!他“陈陕西之弊”“极论河朔之困”,指出“以庸将而御老师,役饥民而争旷士”,被史家评为“言多剀削”!“剀”和“削”,分别有实在、深刻之意,可见世人对他的评价之高。
      张舜民还是一个画家。他看到某人《秋景》一画,随手题下“我有故山常自写,免教魂梦落天涯”;在《宿卢岩寺》诗中,有“我有故山归未得,年年魂梦绕天涯”之句。原来,张舜民不计个人得失、刚直敢言、屡跌屡起,都与他心中有“故山”、有“乡人”相关。他本来可以远离是非,悠闲为官,但“西征已度故关山,秋雨零零路屈盘。受尽艰辛心不足,解程又展画图看。”这是他看了另一幅“路屈盘”画后,所引起的共鸣,再一次展卷品味“受尽艰辛”之前前后后,感慨从中而来。
      终其一生,张舜民始终未能做到入仕先除“喜”和“愠”,不愧是一位保持了自己人性本色的好官!
      王家璧、吴可读不惧上
      传统京剧舞台上,皇帝发威,说一句“推出午门斩了”,无论多大的官,立即人头落地。其实,这只是艺人们的想当然。午门不是杀人场,元明清三代的京师刑场,都在远离紫禁城的交道口或菜市场。另外,皇上也不是想杀谁就能杀谁,那个时代也是有“王法”的。
       同治十三年(1874),官居“甘肃乌鲁木齐提督”的满族官员成禄,因诬良为逆、枉杀无辜,还虚报战功,欺骗朝廷,被甘肃总督左宗棠革职拿问、押解进京。
      有司最初议为“斩立决”,但因军机大臣讲情,改为“斩监候”——也就是由“马上处决”改为“秋后问斩”。京师盛传这是同治皇帝的意思,其实消息并不准确。
      监察御史吴可读是甘肃兰州人,早就从同乡处听说成禄罪行,如今风闻皇上有意偏袒,马上上疏力争,不免言辞过激,说:“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
      同治皇帝被激怒,面谕刑部:“必杀此獠!”(獠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蔑称;吴可读祖籍浙江。)自古言官无死罪,两宫太后也认为御史不可杀,但年轻的皇上已下“必杀令”,太后无可奈何。
      按照清代律条,凡死罪,须经三法司“全堂画供”。三法司即刑部(相当于公安部)、都察院(监察机构)和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这三个部门有十几位“堂官”(部长、副部长级高官),须全部画押同意,一个都不能少。
       据说此次是醇亲王出面替皇上出气,写了请斩吴可读的奏稿,让堂官们签字画押。众堂官虽知不合法度,怎奈皇帝的权威、醇亲王的面子,才一一画了押;唯独到了大理寺少卿王家璧这里,他坚决不肯提笔!理由很简单:“闻风入奏”是御史的职责,哪怕有出入,也不能“科以重罪”。
       有一人不画押,即不能定谳。十三位画了押的堂官极力劝说王家璧,舌战十几天,竟不能奏效。最终只好将吴的死罪改为夺官降级,王家壁这才画押认可——同治皇帝当然很不高兴,但没有办法,因为有制度在那里。
       一个王家璧,一个吴可读,都是不知变通之人。然而让人深深地佩服他们:因为无论做人还是做官,与时俱进固然重要,但总还应该有一点坚守不变的东西——以天下为己任,为国是而献身。当然,前提是还要有一个连皇帝也不得不遵守的制度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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