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37期 2009年>> 政经新解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12/19
土地国有化
刘福垣

      土地国有化是把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的过程。土地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不仅数量上不能增减,空间上也不能位移。这种属性决定了它天然就应该是共有资源,任何形式的私人占有都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所以,人类社会只要废除了强权政治,土地国有化就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以实现全社会范围的公共占有。坚持私人占有,就是维护超经济剥夺,维护寄生性收入的特权,而主张把已经公共占有的土地私有化,更是一种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向公共利益挑战的倒行逆施。
      土地国有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作为人们经济和社会活动载体的土地,不是劳动创造的,没有价值,无论是因土地所有权垄断获得的绝对地租,还是靠土地经营权垄断获得的级差地租,都不是土地价值的转移,而是对新创造价值的分割,这部分剩余价值无论以什么形式落入私人手中,都是一种寄生性收入。整个封建社会就是建立在地租这种所谓财产性收入基础上的。因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把地租收归国有。土地国有化之后,所有权和经营权垄断产生的地租都归国家所有,私人只能以租赁形式使用土地。在租期内因改良土地形成的级差收入归占用者所有,租期结束之后,国家可以对没有收回的投入给予适当的补偿。土地国有化不仅会促进土地更有效的利用,而且把过去对社会作为负数的地租转变为正数,极大地降低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
      目前,我国的土地正在变相私有化,地租正在成为私人的财产性收入。特别是所谓两种公有制并存,已经严重影响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和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严重阻碍我国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进程。而人们对土地国有化甚至比私有化还要敏感,还要反感。许多人对私有化倾向不闻不问,而对国有化提法反映强烈,深恶痛绝。在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土地私有化的呼声竟然一直高于国有化,好像农村的土地宁可私有化也不能国有化。在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潜规则,主张土地国有化的言论,始终被放到所谓左派的一家之言的位置上,思想保守合者必寡;而倡导土地私有化的观点则是被放到专家论坛或大势展望的位置上,思想解放一呼百诺。虽然官方的文件从来没有公然突破宪法规定的集体所有制外壳,但实际上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的土地已经实实在在、悄然无声地在向私有化方向稳步演变。不宣而战的私有化已经达到产权归农户私有的程度,人们还在那里信誓旦旦地强调什么坚定不移地坚持土地集体公有制不变。这种自欺欺人、指鹿为马的做法已经成为某些官员和学者们的组织纪律,练就了一身跪着造反的软硬功夫。大家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所谓集体所有制的外壳,统一全国的地权,彻底完成这个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大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目前处于国有化和私有化之间的模糊状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不过是抵制国有化的挡箭牌,政府从来也没有真正敬重过农民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近20多年来,各级政府通过疯狂的圈地运动巧取豪夺了农民大量的耕地,制造了4500多万无地农民,哪一幅地块是按市场经济原则从农民手里堂堂正正买来的?如果承认集体所有权,卖不卖应该由集体农民自主决策,土地的价格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政府从来都是征地,而不是买地。征与买一字之差,却从根本上否定了集体农民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填满了那些地产商们的腰包。所谓地价款不过是对农民的一种经济补偿,根本不是土地价格。这同提前结束租佃合同有什么本质区别?这充分说明,国家从来有没有放弃土地的终极所有权,集体农民只不过是拥有使用权而已。而目前农户可以对所谓承包的土地转租倒包,成了二地主,已经以产权所有者自居了,只是还不能私自买卖。也就是说,目前农村的土地终极所有权在各级政府手里,产权在农户手中,所谓集体手里还有什么?只是一个空壳而已。试问,这样的所谓集体土地所有制还有什么可坚持的?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选择,不是国有化,就是私有化,坚持集体所有只能是笑话或者梦话。
      从一般发展规律而言,土地私有化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只要社会化超过了私人占有,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发达国家的土地都是私有的,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不是很高吗?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实行土地私有化呢?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错过了土地国有化的历史机遇,没有在土地问题上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是由资产阶级自身的弱点决定的。坚持两个“彻底决裂”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资产阶级的那种软弱性,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国有化,有什么理由要倒退回去?可以归社会占有的地租为什么非得退给私人,人为地加大企业的二次成本?如果硬是要找出一条道理,就是对代表人民管理土地的政府有关部门不信任。这在当前却是一个有点道理的道理。这涉及到政府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难道只要这种改革没有完成,土地就放任它私有化下去?其实,无论土地国有化还是土地私有化都是政治问题。改革并没有停滞,而是向什么方向改革,向什么方向化的问题。私有化就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不过是没有人敢于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而已。
      即使有人敢于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土地的再次私有化成功了,后果又如何呢?2.6亿小农户肯定会把土地当作命根子,不到卖儿卖女的地步是不可能出卖土地的。那么,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价格势必日益上升,土地将成为农村人口的小银行,就如韩国和日本的农户一样。所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将成为绿化祖国、养活老人、社会保障的特殊形式。韩国和日本是城市里的九个多人养活不到一个农村的老人,我国城市里的三个或四个人有能力养活六到七个人吗?所谓农村的改革以纠正“穷过渡”的名义使农村的原始积累一风吹,大包干形成的1.85亿小农户实际上是以变相私有化形式预演了土地私有化的情景。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的倒退,使每年含金量2000多亿元的“一号文件”抵消不了农村的负发展趋势,巨额的财政支出既没有保护好农业,也没有保护好农民,而是保护了小农经济,使“三农问题”成了永远的重中之重。而今在2.6亿小农户基础上公然实现土地私有化,即使再过几百年也看不到农业现代化的希翼。实际上,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就决不能允许农民破产达到卖儿卖女的地步。不到这种地步,农民是无论如何不会转让土地的,那么农业就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小生产方式的命运。即使共产党变成了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我国已经错过了农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时期。因为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把农村七八亿人口置于小块土地私有化的水深火热之中,全世界都会承受不了大量流民的冲击,都会出来干预。目前还没有公开推行私有化就已经出现了1.4亿规模的农工潮,如果彻底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就不是农工潮的问题了,将出现更大规模的拖儿带女的流民潮。因此而错过了大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机会成本是要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来承受的。
      况且,我国的制度前提与其他国家不同,合作化把私有的土地已经转变为名义上的集体所有实际上的国家所有,土地私有制已经被废除了。如果现在要重新实行土地私有化,就会产生一个问题,私有化的主体是谁?只是目前还在农村的农民吗?已经进入城市的几亿劳动者,在离开农村的时候由于公有财产不可分割,谁也没有带着土地走,留下的人凭什么垄断了土地的所有权?近些年被占用了土地而转换身份的农民是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一旦明确土地要私有化,他们就会认为这种补偿不是土地价格,而是土地上的损失,要追索地价款。试问主持私有化的人如何面对上述问题?看来私有化为时已晚,肯定是行不通了。
       土地私有化思潮实际上是小农对封建时代田园诗般小康社会制度的空想,是封建帝王愚民政策的回光返照,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靠寄生性收入暴发的企图。城市土地产权通过批租已经变相私有化了,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度里能靠公有制的土地发大财已经不是神话,而是屡见不鲜的活生生的实现。那些已经尝到了地产甜头的人们怎么会不为土地私有化大声疾呼、推波助澜呢?!土地私有化只能对极少数人有利,对广大农民来说,不仅是画饼充饥,而且将是他们长期困苦的根源,是他们转化社会身份的枷锁和脚链;对政府来说,财政的包袱将越来越重,已经是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还要重上加重。
       土地国有化是唯一出路,而且已经是迫在眉睫。土地的集体公有制已经是一个空壳,私有化此路不通,唯一的出路是国有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已无可选择。近些年的土地批租造成了严重后果,批出了一大堆问题富豪,一大批贪官。那些极力主张私有化拼命反对国有化的学者认为,既然政府把土地管成这个样子,还不如私有化让市场去调节。他们把这种后果看作是土地公有制的必然产物,私有化后由于产权明晰,这些问题都不会再出现了。其实,土地批租恰恰是放弃了土地国有化推行私有化的战略措施,出现今天的局面恰恰是私有化的结果,所以才有重提国有化的必要。土地批租制度把土地的产权卖给企业或个人50到70年,49到69年的级差地租都落入私人和企业手中,难道这还不是私有化吗?土地开发商凭借土地使用证就可以得到银行贷款,而且可以在土地市场上转让土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获得了土地的产权吗?土地的产权难道还不明晰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城市土地私有化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也是不宣而战。城市土地的私有化已经使中等收入阶层都望房兴叹了,准确地说是望地兴叹了,已经准备享受“两限房”、经济适用房甚至“廉租房”的国民待遇了。如果真正坚持土地国有化,土地是不能批租的,而是按年收租,而且地租是不能当税用的。如果实行年租制,坚持地租不能当税用,各级政府还能如此疯狂的圈地吗?还能鼓吹居者有其屋,让银行敞开贷款,造成租房不如买房的局面吗?房地产连体流通是土地公有制变相实行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为土地国有化正名,真正恢复土地国有化,首先要明确国有土地资本化的唯一形式是年租制。所有使用国有土地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缴纳地租,不能用任何理由无偿使用;使用年限可以根据土地规划和用途确定,可长可短,但租金必须逐年缴纳,并且逐年适当提高;土地使用权不许私相授受,提前放弃使用权只能无偿还给国家。
       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采取分步分批进行。首先明确一切非农用地国有化,一律用土地换社会保障的方式解决地权问题。所有农民只要交出土地就可以转变为城市居民,享受一切城市居民已经享受的国民待遇。土地国有化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早上的事,只要方向明确,稳步前进,估计30年左右即可完成。土地国有化的进程必须和人口城市化同步,农民转变社会身份与土地转变所有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开进行。为此,必须明确土地就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不放弃土地就不能享受社会保障,放弃了土地才能享受社会保障;享受了社会保障的人就放弃了土地所有权。土地国有化是无偿的,不是从农民手里买地,而是收回土地的产权或使用权。放弃土地的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享受社会保障等国民待遇和土地的价值无关,是作为公民享受国家财政提供的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所以,农村土地国有化的进度实际上是由农民社会身份转变的进度决定的。而农民社会身份转变的进度又是由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的。这就是城乡统筹。
       我国现代化的真正对象是农小生产方式,而改造小生产方式的关键是减少农民,转变农民的社会身份。一个农民从自耕农转变为产业工人、城市居民,是从封建时代进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历史性的根本转变,而土地国有化恰恰是农民转变社会身份的制度前提。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们就会认识到,转变社会身份是农民根本利益所在,是他们改变历史命运的唯一出路。而农民社会身份转变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性质和国际身份转变的过程,即中国崛起为强国的过程。只有通过土地国有化割断农民与土地的传统纽带,从根本上摆脱小块耕地的束缚,他们的劳动力才能完全商品化,从而彻底转变社会身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如果现行土地制度“永远不变”,并继续实行装备现代化战略,那么随着土地资本的不断升值,农民就会把小块耕地当作日益增长的财富,而把枷锁套在政府头上,转化为越来越重的财政补贴,农产品的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也就遥遥无期了。


(编辑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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