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37期 2009年>> 四海涟漪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12/19
奴性学问:国民性中的可怕烙印
杨树荫

     中国早就有奴才,至于奴才始于何年何代,似乎从无有人去做这样的研究。
     倘若大家从事物的本意上说,奴才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有专制,便有奴才。那么,奴才之在中国,也是渊源流长了。
     中国从不缺奴才。鲁迅说,中国自古只有两种人:求作奴才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才的人。话虽尖刻了点,然而纵观封建社会的种种世相,又何尝不是如此。专制体制从朝廷到地方,一层又一层的官僚体系,便有一层又一层的奴才阵容,十分的般配。至于附庸在各种各样的豪强乡  绅周围的大大小小的奴才,更是争先恐后,密密麻麻。
      学着做奴才,在中国封建社会已然成了做人之道、做官之道。久而久之,便生出一种奴性学问来,大概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所谓奴性学问,就是一种无尊严、无人格,依附权势、仰人鼻息的卑劣学问。奴性学问的核心,就是以奴才的奴性、奴气,趋炎附势,换取主人的各种赏赐。
      奴性学问,在中国封建社会竟能大行其道,乃至浩浩荡荡,帝皇宫廷的太监及太监制度,起到了原创的关键作用,让奴性学问不断地累积、膨胀,遍及朝野、城乡,给专制社会中的中国国民性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太监,也称宦官,在中国古代,凡被送进宫当差的男子,必须被血淋淋地阉割,使其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是专供皇帝及皇室服务的奴仆。太监之惨、之悲,骇人听闻,映衬出封建专制的残忍阴毒。
      据记载,宦官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然而以阉割去势,则是从东汉开始,“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后汉书·宦者列传序》)。于是之,太监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充当奴才的角色,也成为中国学问腐朽一面的典型象征,历各朝各代。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皇朝,与皇朝政治紧密相连的太监制度才随之消亡。
      太监,其实可怜,人性的被蹂躏,人欲的被剥夺,让其生理、性格、心态都被扭曲,在宫廷政治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太监阴冷的背影。面对强大无比的皇权,太监只能以奴性、奴气而苟且生存,他们以无限的恭顺而为朝廷所必须,不仅被彻底地奴化,涉足皇室内廷,又往往以冷淡阴狠,涉足皇朝的政治斗争,却无一漏外地成为可悲的牺牲品。
      封建专制需要太监制度和庞大的太监群体(明代太监曾达到十万之众,为历朝之最)。殊不知,太监制度及这个群体竟创造出典型的奴性学问,祸及整个民族的国民心态,成为国民劣根性的一个源头,让封建专制更加的腐朽不堪。
      其一,这种奴性学问首先影响的是封建政治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皇帝,集治国理政的大权于一身,却终年累月、时时刻刻被呼拥包围在不阴不阳、奴颜卑膝的太监群体之中,听惯了阿谀奉承之词,饱尝了奴顺温良之色,哪里还有坚强果敢的阳刚之气?翻开中国历代皇朝的历史,除了征战沙场、改朝换代的君主,雄才伟略、坚毅刚强的帝皇屈指可数,而昏庸无能、阴柔怯懦者,却比比皆是。此种状况,自然有种种原因,但也与皇帝和太监相依相伴、终日厮混,沉溺在奴性学问的生活环境中,有着密切的关系。太监人格必然影响帝皇人格,居一国之首的帝皇,面对整天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奴才,让帝皇既能逞威,却也被奴化,说是君临天下的皇帝,其实往往集怯懦无能与颐指气使、空虚衰怯与残暴乖戾于一体,由此而来的阴鸷晦暗的政治格局,让专制下的社会风气愈发黑暗腐朽,了无生气。
      其二,这种奴性学问继影响了封建帝皇之后,进而影响中国的封建士大夫、常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要参与朝廷政治,必然要与太监交往。太监群体的生存法则,自然地影响到这个被称之为“国之栋梁”的阶层。他们虽然不可能被生理阉割,却都自觉不自觉地被“精神阉割”,甘心为奴。在强大的皇权面前,惟主子的意志为意志,惟主子的思想为思想,再无独立的意志与精神,彻彻底底地将自己成为了奴才。有多少的文臣武将,说是为官一世,其实是奴才一世!
      官员阶层不仅受奴性学问的影响,还加倍地丰富了奴性学问,创造出奴性学问的另一面,即在对上始终温良恭顺、一味歌功颂德的同时,瞒上欺下、媚上压下,更凶更狠地镇治百姓,根据需要,不断地变换奴才与主子的脸谱,当主子与当奴才竟然奇妙地揉在了一起。甚至,当主子的时候,比主子还主子,当奴才的时候,比奴才还奴才。如此的官员形象,必然地影响社会,影响民众,让芸芸众生以为:奴才行径就是处世之道,就是社会正统。奴性学问能够从上层走向民间,这批“国之栋梁”竟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三,民间以奴性学问为自己的伦理标准和价值导向,成为奴性学问大行其道的广阔土壤。一方面,至高的皇权和庞大的官僚体系,其亘古不变的法则,是把一切的人打造成跪倒在地的奴才。民给官下跪,官给皇帝下跪,但凡中国人,必须给上者下跪,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下跪,跪得习惯了,却再也立不直了;另一方面,封建伦理无孔不入地灌输奴化的法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伦理纲常,威严如山。君权、族权、夫权,编织成社会的权力之网,让一切的人在网中成奴。在此种学问体系的熏陶之下,民间的价值导向自然地演变为:当上奴才,是一种身份、一种攀升、一种荣耀;当好奴才,是一种本份、一种本事、一种快活。同是抬轿,给巡抚抬轿的,得意洋洋,会讥笑给县官抬轿的;同是跑腿,给县官跑腿的,十分风光,也一定看不起给村官跑腿的。奴性学问已是无孔不入、淋漓尽致了。
      中国封建社会苟延残喘两千年,中国大众百姓浑噩麻木两千年,“天不变,道也不变”,奴性学问功莫大焉。


      一个社会,总归有奴才,奴才可憎却不可怕。然而,若让奴才酿成奴性学问,并进而在国民性格的深处隐伏下来,时不时地借尸还魂,却是十分的可怕。烙印总归要剜除,奴性学问总归要寿终正寝,这中间,必须对国民性以现代化的改造。
       中国人,早该堂堂正正地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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