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34期 2009年>> 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11/7
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广东省数据实证研究
刘 璟 吴二娇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1969年,由Goldsmith率先进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他无法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因果方向。近期的学者如Rajint、Zingales(1996)以及Asli Demirguc-Kunt、Vojislav Maksimovie(1996)也通过研究得也股市发展的企业要比没有进入股市发展的企业发展得更快,更具有竞争力。(Mundell,R.A,2002)国内学者韩廷春(2002)、周立(2004)分别在其著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和《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对该问题作了细致的研究,具体来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的确推动着经济的前进。但是这些研究分析基本上还是将金融业当作一个整体,没有考虑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周立等,2002)。同时这些研究也未考虑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广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升级和转移,具有难以逆转的趋势。同时,发展现代服务业符合广东现阶段产业升级的要求。(陈广汉等,2007)目前粤港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资金融通、资金流动和政府监管合作三个方面。从总体上来说,港澳的金融业的优势在融入广东经济时,对广东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促进。这种金融的融合对广东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便显得尤为必要。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随着CEPA的鉴定,其金融业将如何推进粤港澳经济融合,这些问题使大家对广东金融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感兴趣。


    二、指标及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
    以戈德史密斯、麦金农、莱文等提出的有关指标为参考,并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选取以下项指标进行研究。
    1、经济增长指标(DGDP)。最能充分反应一国或地区的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为了具有可比性,通常采用可比价格下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这样消除了通货膨胀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所以大家以1985年为基期,选取真实的GDP环比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标,记为DGDP。
    2、金融相关比率指标(DFIR)。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相对间接融资来说,直接市场融资所占比例非常小。在做金融发展水平的相互比较时,通常用金融增长作为金融发展的替代指标。金融增长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财富的扩展。全部金融中介体的负债实际上就是M3,但由于缺乏M3的具体统计资料,大家用M2替代。戈氏和麦氏两种指标都是从总体上去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的。在此大家将其作为衡量广东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由于缺乏地区金融资产和M2的统计数据,无法直接使用戈氏和麦氏指标,而只能利用存贷款的数据作为金融资产替代变量,来揭示广东金融发展水平。大家采用的是以广东金融资产总额(以人民币存贷款总额作为衡量指标)占其国民财富总额(以GDP作为衡量指标)的比重来衡量,并用DFIR表示金融相关率的环比年增长率。
     3、进出口增长率(DTRADE)。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常用来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记为TRADE。为了消除汇率变化对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本文用年平均汇率把进出口贸易总额由美金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并用DTRADE来表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环比年增长率。
    4、投资增长率(DINV)。每年固定投资额是反映投资水平的指标,记为INV。为了具有可比性,消除因物价波动带来的影响,再计算出固定投资环比年增长率,记为DINV。
    综上所述,大家构建三个金融发展指标:金融相关比率指标(DFIR)来说明广东金融发展水平;进出口增长率(DTRADE)来代表广东金融的开放程度;投资增长率(DINV)来反映广东的金融投资水平。
    (二)数据来源
      基础性的数据地区生产总值(GDP)、固定投资额(INV)、进出口总额(TRADE)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2008》,平均汇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1985—2007年的广东省金融机构存、贷余额(FIR)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1986-2008)。消除物价因素和计量单位的不一致性得出各指标的年增长率见表1。


     三、实证检验过程 
     (一)单位根检验
      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方法检验序列的平稳性。(高铁梅,2006)对DGDP、DFIR、DINV、DTRADE及其一阶和二阶差分变量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时间序列DGDP、DFIR、DINV、DTRADE的ADF值均在1%水平的临界值上波动,并非是全部意义上的平稳序列。而其二阶差分变量D(DGDP,2)和D(DFIR,2)、D(DTRADE,2)、D(DINV,2)的ADF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数据是平稳的假设,DGDP、DFIR、DINV及DTRADE是二阶平稳序列。
     (二)协整检验
      鉴于上述的平稳性检验后,大家可以进一步运用E—G两步检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两两协整检验。首先使用0LS估计回归方程。检验结果发现DGDP、DFIR、DINV及DTRADE的长期方程成立,除常数项外,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虽然模型R2= 0.866507,但由于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还需检验模型是否存在自相关。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得LM(2) =1.13246,表明模型(1)存在2阶自相关。采用广义差分法,在模型(1)中引入残差滞后项得到模型(2),发现LM和ARCH值都不再显著,序列自相关已消除。模型(2)表明,金融相关率的环比年增长率、固定投资环比年增长率、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环比年增长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即它们分别上升l%,GDP将分别上升0.128402%、0.048285%、0.061266%,但这种正向影响的t统计量均并不显著。因此,广义差分后的金融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方程不成立。 
LNGDP=0.040543+0.068969*DFIR +0.104833*DINV+0.045814*DTRADE+0.615997* t-Statistic (2.260664) (1.267325) (3.916841)      (2.078442)  (3.650088)
DGDP(-1)-0.111878*DGDP(-2)             (1)
(-0.705952 )            
LNGDP=0.034113+0.128402*DFIR +0.048285*DINV+0.061266*DTRADE+1.042105* t-Statistic (3.965155) (3.129292) (1.645110)      (3.364869)      
DGDP(-1)-0.452480*DGDP(-2)-0.665454AR(1)
-0.178937AR(2) (4.567295) (-2.148746)       (-2.720534)  (-0.732372)                     (2)R2=0.937891 LM(1)=3.361775 ARCH(1)= 0.016472
       金融发展效率虽然与GDP都是同阶单整序列,但两两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不成立。这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不相协调的。金融发展与提高并没有与经济增长产生协同效应。
    (三)Granger因果检验
      序列同阶单整也是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为了保留充分的自由度,大家选择滞后l-5阶对金融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进行因果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在滞后1阶时,广东金融发展水平是经济增长Granger的成因;在滞后4阶时,经济增长(DGDP)是金融投资增长(DINV)的Granger成因;进出口增长率(DTRADE)是GDP(经济增长)Granger的成因;在滞后5阶时,经济增长(DGDP)仍是金融投资增长(DINV)的Granger成因。
       为进一步验证创新转化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大家对资本(K)和劳动(L)的边际贡献进行线性约束,即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l,得到受约束的线性回归模型(3)。其中,模型所有弹性系数均通过5%水平的t检验,调整的R2=0.594295,表明模型整体拟合一般。    DW=1.209276和LM=1.079397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Wald Test的统计量F=4.687508,不能拒绝规模报酬不变的零假设。因而重新求解回归得模型(3)。 
LNGDP=0.103982-0.082642*DFIR+0.132949*DINV+0.078249*DTRADE-0.000561*
t-Statistic(2.919078)(-1.231649)(3.707265)(2.008389)(-0.207585)
 LNK-0.005586LNL                     (3)
(-0.025570)      
     (四)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通过建立多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因果检验发现广东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说明广东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广东经济增长却不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说明广东经济增长没能有效地带动金融发展,于是出现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广东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持续下降也验证了这一点。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
      1、金融资源配置低效率。随着体制外经济的发展,经济总量中的所有制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广东公有制经济比重从1978年的98.7%下降到2005年的32.6%,原来的以牺牲金融效率来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已不可持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广东省对金融资源的配置已做出某种程度的修正,但这种修正还远没有到位。
      2、金融所有制结构优化步履缓慢。目前,无论是从资金信贷总额还是从市场占有率上,国有银行都占据绝对控制地位。改革开放迄今,其他盈利性行业的所有制结构已发生深刻转变,市场化程度也随之发展到相对高度。相对而言,金融业的所有制市场化步伐较迟缓。(丁晓松,2005)
     3、金融机构主营业务盈利空间缩小。银行和其他金融业主营业务仍是存贷款中介业务,利差依然是银行利润的最大来源。主营业务盈利空间缩小体现为存贷差持续扩大,存贷比不断走低。


     四、广东金融发展的几点思考
      上述结论表明,广东省金融发展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按照经济学大师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模型,自由贸易中的协同及区域间产业发展的互动是推动经济一体化必不可少的因素,这同样适用于金融发展上。(克鲁格曼,2008)90年代以来以经济合作为重要内容的粤港澳合作的发展已经开始,这为广东省金融发展带来了契机。这要求粤港澳三地的金融在结构不同和各有长处的基础上,要加强互补和融合。
      粤港金融合作的水平和层次仍远未适应两地经济融合的客观要求。粤港金融关系的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广东的自主权十分有限。目前粤港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资金融通、资金流动和政府监管合作三个方面,从总体上来说,仍存在四大问题:其一,人民币现金脱离银行体系跨境流通的现象依然存在。其二,票据结算方式单调,实时支付系统优势不明显。其三,广东银行在引进境外金融机构参股方面滞后,香港银行在参股广东银行方面尚无实质性运作。其四,监管部门合作层次低,缺乏制度创新。到目前为止,只有粤澳两地金融管理部门建立金融合作联络机制,粤港金融合作机制仍未建立,两地金融业缺乏制度性的合作与协调。中央需要在金融政策和开放度方面给予广东更多的权限,才有利推进粤港澳经济融合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陈广汉,2008)
      面向粤港澳提高跨境金融服务水平。粤港澳经历了过去30年的合作与互动,三地经济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货物自由贸易阶段逐步走向融合,金融市场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港澳银行已成为广东金融体系的重要力量,广东金融机构也积极到港澳地区开拓市场,资本跨境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提供高效率的跨境金融服务对广东金融机构既是挑战也是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的机遇。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优势,借鉴港澳金融市场的成功经验,学习港澳金融机构先进的管理手段,逐步缩小粤港澳三地在金融服务水平上的差距,业务上适当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为三地构建金融共同市场营造有利条件。


(编辑单位:广东工业大学、东培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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