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31期 2009年>> 文史杂谈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10/17
史林散叶(二)
俞剑明

    王安石的“仇将恩报”
     王安石与苏东坡,虽同为“唐宋八大家”,却是一对政敌。
    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供交代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每个典故的出处。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办案的那帮官吏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杀还是不杀,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关键时刻,那位已被罢相而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据说,乌台诗案的结果最后取决于王安石的这句话。
     要是换了别人,朝廷杀了我的政敌,正中下怀,我不落井下石,在一旁看看热闹也就不错了,何苦替他出头,为他求情?可王安石就是王安石,真正的宰相肚量。
      古往今来,恩怨相报,数不胜数,纷繁复杂,但不外乎四种情况:一是以恩报恩,这是良性循环,最佳结果,譬如韩信报“漂母”一饭之恩,诸葛亮报刘备知遇之恩;二是怨怨相报,如吴子胥报平王杀父屠兄之仇,孙膑报庞涓刖足之仇,虽然残酷,也属正常反应;三是以怨报德,如吕布先为赤兔杀义父丁原,后又为貂蝉杀义父董卓,曹操逃亡途中,吕伯奢杀猪宰羊款待他,他竟然因起疑心而杀了吕伯奢全家;四是以德报怨,则是恩怨相报中的最高境界,就像王安石不计前嫌义救苏东坡,少见难得,弥足珍贵。
      袁枚《随园诗话》也有“以直报怨”的记载:“汉盖勋,怨苏正和,后苏受诬,勋救之,苏因此来谢,勋拒不见,曰‘我为国家,非为君也。’怨之如故。偶读奇丽川题卢湘艖《美人宝剑图》一绝,不禁心花怒开。诗云:‘美人如玉剑如虹,平等相看理亦同。笔上眉痕刀上血,用来不错是英雄。’”
     盖勋为何怨苏正和,又如何救苏正和,不得而知。但苏正和一旦受诬,大难临头之际,盖勋不仅不念前怨,幸灾乐祸,反而以国家利益为重,毅然相救。此所谓“以直报怨”,此所谓“笔上眉痕刀上血,用来不错是英雄”,难怪袁子才要心花怒开了!


     死姚崇算计活张说
     唐玄宗时,姚崇、张说同为宰相,但政见不同,屡相冲撞。张说的心胸尤其狭隘,对姚崇衔恨已久,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下手。后来姚崇一场大病,数月不起,自知沉疴难愈,于是把几个儿子召到床前吩咐后事,说:“张丞相与我的矛盾由来已久,我死后,他一定会寻找借口清算我,而且会祸及全家。但我知道这人有收藏古玩的癖好,你们可以利用他的这个毛病,来挽救全家。”几个儿子都不懂老头子的意思,问:“是不是要大家向他行贿一些珠宝古玩?”姚崇摇摇头说:“事情哪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我死后,治丧那天,他一定会来吊唁。你们将我平日里收藏的那些古玩珠宝都放于案头上,张宰相来的时候,如果对这些东西故意视而不见,说明他主意已定,很快就会下毒手了,你们主意再多,也无济于事。如果他对这些东西盯住不放,并有垂涎之相,那你们的命就保住了!你们把案桌上的这些东西如数给他,但要求他为我墓前神道碑撰写一篇文章。你们事先要准备好碑石,拿到他的文稿,马上请人誊写、镌刻。既有他题写的碑文在此,要给我罗织罪名就不可能了。但这人很是狡黠,过几天他一定会悔恨。如果他假装要修改碑文,索回文稿,你们告诉他碑刻已竣工,并将此事奏告朝廷。”
    没几天,姚公归天了。张公来吊唁,一见案头宝玩,直是两眼发绿。姚家的几个儿子按父亲临终所嘱,将宝玩统统献给张公,并提了个为父亲撰写碑文的小小要求。没几天,张公的文章写好了,通篇感功颂德,很是动人。又过了没几天,他果然派人来索还文稿,说是要删改润色。来人被带到墓前,眼见碑文已镌刻在上。张公得讯,捶胸顿足,悔恨不迭,说:“想不到这死姚崇还能算计我活张说,看来我的智商比他低多了!”大凡人有了癖好,就容易被人拿住,或钻进圈套。姚张一事,教训自明。不过,姚崇以张说撰碑文来保证身后太平,不光是利用了对方的弱点,也借助于古人“言必信”的行为准则,这是他临终嘱咐时那个思路的大前提。现代人在这种事情上未必会拘泥于什么文字信约,如果想自食其言,找个理由毁约还不是小菜一碟?


     雍正帝与“小报告”
     “小报告”是什么意思?外国人听了,可能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中国人一望便知。那就是说,在你身边的人,将你的一言一行,都暗中向上级“告密”,让上级知道你的“新动向”。它能使上级对你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把人与人的关系弄得荆棘丛生。
     你看看清代礼亲王《啸亭杂录》中有关雍正帝“察下情”一段,便可以看出“小报告”是怎么回事。
     有个进京谒见皇上的地方官,在帽庄买了顶新帽子,旁边有人问他:“买帽子做什么?”他回答:“因为皇上要召见。”第二天,上朝谒见皇帝,雍正帝笑道:“不要弄脏了你的新帽子。”原来买帽子的事,早有人向皇上打了“小报告”。
     有个叫王云锦的刚当上翰林(皇帝的文学侍从官),休息天同朋友玩纸牌,忽然失去一张,到处找不到,只好另换一副新牌。次日,王云锦上朝,雍正特意问道:“昨天有什么消遣?”王云锦将打牌的事如实禀奏。雍正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也。”随即摸出一张纸牌还他,正是昨天丢失的那一张,吓得王云锦出了一身冷汗。
     还有个叫王士俊的被派往外省做地方官,临行前,大学士张廷玉向他推荐了一个仆人。那仆人为人忠厚,办事勤快,很得王士俊的信任。过几年,王准备上京述职,那仆人便向他告辞。王很奇怪,仆人道:“实不相瞒,我是皇上派来的,见你这几年办事没有什么大过失,如今要去向皇上禀报了。”王士俊这才知道此人是御前侍卫。
      打“小报告”,是权力绝对私化的一种产物,是中国几千年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一现象。
      近读章诒和《谁把作家聂绀弩送进了监狱》,方知把这位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戴上右派帽子,最终送入了大牢的,既非红卫兵作怪,也非造反派捣鬼,而是缘自黄苗子之类至朋好友的“小报告”。那些“小报告”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看了让人毛骨悚然。聂绀弩去世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苦!”而那些打“小报告”出卖他的朋友,在怀念他的文章中,竟无一丝一毫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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