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30期 2009年>> 四海涟漪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9/24
中国国民性之谜
杨树荫

     何谓国民性?
      学术界对国民性并无权威的定论。通常认为国民性应包含国民的政治意识、自我意识、价值意识、社会交往准则、最普遍的个性素质、心理特征等。国民性,也即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
      中国最早提出国民性这一概念的,当是梁启超先生。他在1903年3月第25号《新民丛报》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第一次将国民性作为一个正式术语使用。梁启超先生将国民性定义为:“取族中各人之心理特征而总合之,即所谓国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也。”
二十世纪初,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常识分子,对国家命运作了冷峻而深刻的反思,从国家的技术落后反思制度落后,又从制度落后反思国民性之落后。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都探讨过中国人的国民性,提出欲建设新国家,必先改造国民性。
       国民性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时代的缩影。在专制暴政、贫穷愚昧、封闭腐朽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国民性,其最合适的结局,理应与旧皇朝、旧制度同归于尽。
       然而,中国国民性中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已窒息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却具有令人惊异的生命力,它也几已成为一个基因,在国民之中一代一代沿传了下来。它不会也不可能因皇朝的没落、皇帝的推翻而消失殆尽,也不可能因少数精英常识分子痛心疾首的批判否定,而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删除。
      暴力能推翻皇朝,而不能改变民族特性;思想能影响人的思维,而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集体思维。
      中国国民性的观察与研究,谜团种种。这里,不妨列主要之谜,试析之。


       谜之一:为什么对国民劣根性之批判,空前绝后地发生在对中国学问精深研究的少数精英常识分子之中?
      先让大家看看少数精英常识分子对国民劣根性都作了哪些批判与鞑伐:
      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新民说·叙论》一文中,把国民性中的卑劣品性或奴隶根性,概括为“贪鄙之性、褊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诌阿之性、暴戾之性、偷苟之性”。
       陈独秀认为国民中“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于消亡也”。
      鲁迅更是极而言之“中国自古只有两种人,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其作品《阿Q正传》则对国民的劣根品性作了淋漓尽致的揭示与讽刺,把阿Q的自欺欺人、自贱自大、麻木健忘、愚昧且奴性,作为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典型代表。
      同时期的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常识分子,都对国民性中的劣根品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无情的批判,中国国民性改造之呼唤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给腐朽社会之麻木民众以阵阵惊雷,以期警示国人,图新自励。
国民性之形成,从一定意义上源于传统学问。后人若没有对传统学问的深厚底蕴,根本无法检视国民性。陈独秀、鲁迅等人,对中国学问的底蕴,无需多言,同时他们大多都有海外留学之背景,以世界先进国家之国民性作参照系,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总检讨、总清算,给国民劣根性以粉碎性的一击,无论其学理、其精神、其勇气,达到之高度,后世人永难企及。


     谜之二:为什么国民性之改造竟是如此之艰难?
      国民性是一个国家民族之特性,而国民之特性,积千百年之历史学问,集亿万人之个性素质,交互影响而成,非一朝一夕所积成,也非一朝一夕能改变。
       国民性之在中国,其形成更有独特之背景:千百年的专制,一国之内除了皇帝,都是奴隶,中国人根本无独立之人格。奴颜、奴性、奴才,是中国人的生存符号;千百年的封闭,学问已然陈腐,国人已然麻木,整个社会一片死相,那里还有竞争、创新、敢为人先的新鲜空气;千百年的贫穷,养成了安贫乐贫、听命认命的国民性格,乃至视贫穷为满足,且以知足而长乐,民心至此地步,情以何堪。贫穷导致愚昧,愚昧加剧贫穷,这种循环往复已经成为中国人见怪不怪的生存图像。
       千百万人形成的习惯势力,是一股可怕的力量。中国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就在这种独特的历史、学问背景下,如毒瘤般地生长起来,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阻力。
         由国民性之形成,可见国民性改造之艰难。要破解这个难题,惟有籍现代化这一世界浪潮,以雷霆万钧之力,无情地冲刷陈腐衰败之陋习,激荡国民创新变革之灵魂,一种崭新的国民性便会扑面而来,中国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改革开放便佐证了这一点。


       谜之三:为什么对国民性之研究越来越艰难?
       对国民性之研究,从二十世纪初以来,并不中断。辜鸿铭、梁漱溟、林语堂、柏杨、许倬云等都有精要的评论。然而,总的看,国民性的研究分析却日益艰难,究其原因:
        一是社会的动荡与变革的加速。在战争内乱、政治风暴的变动年代,国民的政治、思想、价值观等都会面临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激烈碰撞,在急风暴雨中经受阵痛。及至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经历改革开放这亘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这艘古老的航船驶入了惊涛骇浪的世界潮流,国民意志、民族性格迎来了重塑重构的历史机遇。国民性处于深刻地变动之中,对国民性的研究难度自然加大。
        二是国民性自身的研究并非易事。“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再好不过的说明了国民性研究也会遭遇“无法表述自己”的境界,要对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深厚学问、人口极其庞大而又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进行民族特性的研究,殊属不易。更何况,这是一个饱受欺凌、尊严常被蔑视、心理常受伤害的民族,也很难“被别人表述”,犹如踏入连绵不断、无边无际的崇山峻岭,凭匹夫之力,如何丈量与探究?
         三是缺乏对国民性研究的精神与勇气。研究国民性,依中国的国民性格而言,凡是歌功颂德,大家都会鼓掌。若要把民族自身的疮疤与烂肉抖露出来,便会群起攻之,让你落荒而走。鲁迅当年发表《阿Q正传》,算是在太岁头上动了土,谁都在阿Q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自然招来一片骂声。鲁迅具有彻底的不妥协性,其文章、文胆、文识,后人又有几人能学而仿之?如此社会氛围,又有多少学者会鼓起勇气去做吃力不讨好的研究?久而久之,国民性的研究终被生疏起来。
        然而,世道在变,风气在变,人心在变。中国的国民性改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沉重而不停顿地启动了起来。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变,中国的国民性也在巨变,世界将重新审视中国人,中国人也将重新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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