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9期 2010年>> 发展时评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9/16
“中国难题”的正解
入 化
农民工的新生代不会重蹈父辈的老路,时代的进步会让他们的正当诉求浮出水面,再不正视并加以满足,则会直接动摇“社会的和谐稳定”。
     李昌平的文字历来痛快,指摘问题一览无余,鞭挞积弊毫不留情;至于阐明观点,也是酣畅淋漓。
     在《东方早报》上读得这篇《“中国难题”和“张五常局限”》,很以为然——主要是指对问题的分析上;但又觉得有点不解渴——主要是指对解决问题的研判上。
     中国“天大的难题”是什么?是由来已久、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对此,笔者多有评论,其中就有对李先生文论的读后感。但就宏观数据铺陈得如此详尽、观点结论归纳得如此到位而言,还是自叹弗如、远远无法望其项背。
     譬如,“30年快速工业化,中国有户籍的农民并没有减少,由1978年的7亿增加到了2008年的9.4亿。”
     又譬如,“30年前,中国是7亿农民给2亿多市民搞饭吃。30年后的今天,是9亿多农民为3亿多市民搞饭吃。”
     还譬如,“在先发国家搞‘制造’,100元GDP可以转化75元国民收入,中国等后发国家搞‘制造’,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
     再譬如,“农民收入恐怕25年都没有太大增长。原因很简单,农业比较效益是逐步下降的。不大幅减少农民,改变多数人给少数人搞饭吃的局面,农民收入要增长,农民要过上好日子,答案只有三个字:不可能。”
     至于中国特定的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安排,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病”,编辑的一段话讲得更为精彩:“农村小农不得不依靠其家庭成员进城(农民工)打工收入来维持其‘家庭农业简单再生产’,以此避免‘无产’;进城农民工不得不依靠‘小农家庭经营’维持其安身立命之所,以此避免‘无家’。没有农民工,家庭经营的农业制度将不可持续,小农会破产;没有小农家庭经营制度,农民工会没有家,变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说起来匪夷所思: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往的改革正面效应基本流失以后,还能够顺利地维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和社会大稳定,奥妙正在于此——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难题”救了中国的命!
      在一代中国农民作出重大牺牲并成全了中国的发展奇迹以后,指望着下一个30年还能依样画葫芦地走下去,那就是“二傻的天真”了。李昌平分析了国际经济条件下的不可能,笔者则强调国内社会条件下的不可能——农民工的新生代不会重蹈父辈的老路,时代的进步会让他们的正当诉求浮出水面,再不正视并加以满足,则会直接动摇“社会的和谐稳定”。
      解决的出路何在呢?他在否定了“张五常局限(继续压低农民工工资以维系我国出口的竞争力)”之后,给出的答案是: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中国要扩大区域中心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功能,发挥中等城市(百万人左右的——原文意如此)和区域经济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对此结论,笔者就感到有点“找不到北了”。说过度依赖外需不行,那大家就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好了。但国内的消费需求从哪里来?还不得靠两条: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普遍较快”地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二是调整城乡二元结构,大力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其“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当以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的结论,不能说不正确,但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并无太多直接而具实质性的意义,将其视为正确的“空话”似乎来得更为恰当。
      顺便说一句,明知过度依赖外需不行还依赖,多年倡导扩大内需仍无果,那也与“不得已的苦衷”有关——中国国内的市场分割和画地为牢太利害,而社会信用缺失和交易成本紊乱又太严重,商家实在是宁可少挣也要稳赚的。和国外的交易相比较,尽管也会有种种市场风险,但国内的交易麻烦更大、成本更高、陷阱更多!
      至于文中紧接其后的一句话:“只有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同步实现农民市民化。”笔者更觉得唐突了: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就可以将脱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成功“链接”起来?就能够克服“张五常局限”、有效解决“中国难题”?对此笔者深感不解和困惑。其实,“中国式的‘现代化病’”,源自中国人为割裂“两化良性互动”的制度安排。不从这方面找出总病根,并以城乡市场打通、要素流动自由、社会管理一体、农民转移转化的制度安排取而代之,则其他一切的“修修补补”,就只具有战术的意义而根本无助于从战略上解决“中国难题”。
这,或许才是“中国难题”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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