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8期 2010年>> 政经新解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9/13
公平与效率
刘福垣

     公平是原则统一、机会均等、一视同仁;效率是单位投入的产出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社会财富迅速增长,而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都承认分配越来越不公的现实。他们的区别是,前者要求迅速改变这种分配格局,后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要效率必然影响公平,要公平必然影响效率,只能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人们讨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像讨论代数题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一样,议论纷纭,颠来倒去说不清楚。其实,公平与效率并不是一个事物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而是投入产出关系的不同表达方式。公平是从投入角度考察产出,效率是从产出角度考察投入。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公平就是效率。
      人们之所以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莫衷一是,关键是对公平和效率含义的理解不够科学。人们追求的公平实际上还没有摆脱小生产者的传统观念,似乎收入差距越小越公平,没有差距最公平,即使目前做不到绝对公平,也要尽量缩小差距。这种公平观是一种超越时代、超越生产方式的历史唯心主义公平观。公平从来都是相对的具体的,而不是绝对的抽象的。它相对于现实经济关系确定的统一的分配原则,符合原则的分配就是公平的,不符合原则的分配就是不公平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要素分配就是公平的,偏离了这个分配原则就是不公平的,收入差距的大小不在这个原则规范的范围之内。评价分配关系公平不公平的公,是原则统一,对谁都是这一杆秤;这里的平不是平均的平,而是投入和收入关系是否平衡的平。公平的含义是公则平,不公则不平。人们对按要素分配的结果感到不公平是用错了公平秤,是用感情代替政策,是公平观的时空错位,是用道德信仰代替现实,把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混为一谈。
      社会公平不是市场分配关系范畴,而是财政分配范畴。财政分配的主体是政府,对象是公民,主要内容是公共品。这里的公是每个公民人人有份,不包括谁都是不公,都是歧视;这里的平是平等、平均的平,不均等享受就是有特权,有歧视。例如社会保障就是公共品,应该一视同仁全覆盖,一部份人享受到社会保障,另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那么享受者是特权阶层,没有享受的人就成为二等公民。从经济公平来说,收入差距无论多大,只要符合按要素分配原则,就是公平的,没有人为缩小的必要,人为缩小反而是不公平。社会公平的功能是修补收入差距扩大的后果,目标不是缩小收入差距,不是对按要素分配原则的纠正,而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对支付能力低于必要生活费用公民的社会救助。前者主体是所有者,后者的对象是公民。
      公平是相对的具体的,效率也是相对的具体的,这二者都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和主体。效率反映的是投入产出关系,不同的投入主体的效率观是不同的。人们日常议论的所谓效率并没有明确是哪个主体的效率,是劳动力要素的所有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还是以整个社会和国家为主体,并没有交代清楚。比如,常常有人强调工资低是大家竞争力高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大家是谁,竞争力争的又是什么?都十分笼统。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换来的所谓效率,是劳动者的损失、资本家的效率,不是社会和国家的效率。我国的产品出口为了什么?是为了进口,为了多就业,为了全体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少数人发财。送礼性出口使国家和劳动者得不偿失,只有外国的中间商、消费者和国内的某些资本家增加了利益,提高的是少数人的效率。因此,大家讨论效率必须界定主体,不能笼统地用效率压公平。
      以要素所有者为主体,每个人获得了与自己提供的要素相对应的收入,这就是公平,也就是他所能接受的效率。当然任何人都希翼获得超出这个水平的收入,追求更高的效率,然而在公认的分配原则下,如果没有超经济的力量,想获得更多的收入,反而可能丧失获得收入的机会。雇佣劳动者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工资相当于劳动力的价值。如果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低于价值,生活费用不足,他会感到没有达到效率目标,心理不平衡,认为分配不公。但是,如果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是劳动者之间竞争造成的后果,客观上还是公平的;如果是由于雇佣者人为扣除工资,当然是不公平的。如果市场上劳动力短缺,工资高于劳动力价值,效率超过预期,他就会感到很公平。但是如果由于工资持续上升,消费品价格也上升了,他会感到效率受到损失,还是不公平。理论分析不能以个人的感受为标准。劳动者当然希翼获得自己全部劳动创造的价值,把剩余价值也转化为自己的收入,但是雇佣者不答应,因为他正是看中了劳动力能够创造剩余价值才购买劳动力的。因此剩余价值归雇佣者占有是公平的,没有剩余价值归雇佣者占有,就没有雇佣劳动,也就没有工资,更谈不上效率。劳资双方为公平斗争的实质从来都是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归谁所有,即工人不能不得到公平的工资。剩余价值归谁所有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问题,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变革、社会革命的问题。那是更高层次的公平问题。雇佣者以其强势的地位克扣工人的工资,以追求自己资本经营效率的最大化,实际上是短视行为。劳动力是有脑袋的商品,劳动者得不到预期的效率,感到不公平之后,劳动的效率就必然降低,甚至会暗中破坏,公然罢工,即使雇佣者惩治了破坏,战胜了罢工,其效率的损失也难以补偿。而聪明的雇佣者善待工人,使工人感到不仅在冷淡无情的现金交易中没有吃亏,而且还感受到人格的敬重,他的劳动态度就发生了有利于雇佣者的变化,劳资双方的效率都会提高,当然还是资方收益更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能够获得与其要素耗费相对应的收入,这种理想状态就是所谓的效率最大化。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每个要素所有者应得的收入及其效率目标,才能达到整体上的效率最大化。破坏公平分配的原则,牺牲他人的效率,长期看来是得不偿失的。然而事实上,严格意义上的按要素分配只是一种人们公认原则,只存在于长期平均数中,现实中的每一笔交易,因各种复杂因素的干扰,很难做到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公平,效率是难以达到最大化的境界的。因此,大家不必追求什么效率最大化,而应该及时纠正破坏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行为。
      当前,人们之所以没完没了地讨论公平与效率关系,就是因为我国的公平与效率正在严重的恶化。最令人瞩目的是,对农民工严重不公平的经济和政治待遇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正在接近最大化。广大农民工阶层获得的收入还不及他们劳动力价值的一半,这是经济分配的不公平;他们承担产业工人的职能,而不能享受与城市人口的同等待遇,这是社会分配的不公平。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感受比对经济不公还要大,效率的损失已经危及生存。许多人对此熟视无睹,甚至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是市场经济无可选择的局面。其实,2亿左右农民工代表着近8亿人口,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处于这种状态,是不可能长久的,如果不能迅速改变这种局面,谁的日子都不好过的一天迟早要到来。
      牺牲了公平必然牺牲效率,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能长久吗?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大多数人的不公,实际上也是对少数人的不公,大多数人效率的损失也是少数人效率的损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少数人财富的增加,社会失衡的程度和少数人生命财产的危险也都在同幅度增加,积累财富等于积累危险。农民工的工资不到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一半,其劳动力处于萎缩再生产状态,这是农民工的效率损失,但同时是社会的更多损失。农民工的收入与他们创造的财富不对应,与他们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不相适应,因此造成内需严重不足,只好靠送礼性出口拉动GDP的所谓增长,这是国家民族利益的巨大损失。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萎缩再生产的劳动力,长期被企业当作消费品在耗费,没有机会转化为人力资本,这就使我国这个人力资源大国很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更不要指望成为人力资本强国了。更为严重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劳动力,以耐用消费品的形式被消费不到二十年之后,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死负荷,不是沉淀在城市等待政府的救济,就是回到更小的耕地上去等待政府的补贴。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将受到颠覆性威胁。近些年来,上访告状、群体事件和社会犯罪率的上升比GDP还要快。春节前后相当于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迁徙,不止是交通的沉重负担,而且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精神、学问的沉重负担,是社会结构严重不和谐的标志。因此,农民工的低工资带来的只是不到2%人口的表面的暂时的高效率,是98%人口的灾难,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效率的最大恶化。
      以国家为主体,正效率是在国际贸易中有剩余价值流入,而不在于顺差还是逆差;以所有者为主体,正效率是获得与所提供的要素相对应的收入,以损失别人的效率而获得的收入不是正效率。损人利己带来的所谓效率实际上是一种负债,终究是要偿还的。这不是迷信,而是一般规律。近年来被人民清算的数量越来越大的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不都是进入了还债期了吗?
      总而言之,公平与效率是高度统一的,只有公平才有效率,只有普遍的效率,才有长久的效率。


(编辑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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