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6期 2010年>> 文史杂谈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8/15
史林散叶(十七)
俞剑明

      中国的文字狱历史悠远,被杀头、凌迟、戮尸、充军的难以算计,造成了常识分子的极大恐怖。人们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不敢直说,于是指桑骂槐,说狐道鬼,述怀咏史,文字狱阴影下的创作只得如此。曹雪芹说写《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不单是指文字修饰,更是指社会大背景。


     汉宣帝腰斩杨恽
     中国文祸史上较早的文字狱——汉宣帝杀杨恽案,与告密有关。官员杨恽公正清廉,颇有政绩。一个叫戴长乐的大臣因与之有隙,把一封举报信送到汉宣帝手中,称杨恽“诽谤当世,无人臣礼”。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告发语,妙在无论有无证据,都可以表现出告发者的忠诚,都可以触动皇帝绷得很紧的神经。果然,杨恽一下子被贬为庶人。
      这世界也真诡谲,偏偏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天上出现日食。 杨恽家的一个仆人趁机上书朝廷,说杨恽在家里牢骚怪话很多,这次日食他别有用心地散播是不祥之兆,系由当今皇上骄奢不悔所招致。于是,宣帝派人抄杨恽的家,搜得一封《报孙会宗书》。这封书信是他回答孙宗会劝其谨慎自守的,内有几句牢骚怨忿之语。宣帝大光其火,即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杨恽腰斩,杨恽的老婆孩子被流放酒泉,平日与杨恽关系不错的那些官员也统统被削职为民。
       汉宣帝腰斩杨恽,虽然对钳制世人口舌颇为有力,但告讦之风也随之盛行,风声鹤唳,人心惟危。
朱元璋监斩高启
       高启是个诗人,是“吴中四杰”之一。洪武三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的新政权准备委任高启为户部右侍郎。高启对当官不感兴趣,断然拒绝了。
       不久,苏州知府魏观盖了个办公大楼,请高启写篇文章称颂一下。高启写的那篇文章叫《郡治上梁文》,本来是篇很普通的应景之作,但朱皇帝很是不爽。原来,苏州知府办公大楼的选址,居然是张士诚的旧宅,而张士诚正是朱皇帝的死对头。另外,高诗人的《上梁文》中,有“虎踞龙盘”的字眼,这还了得!于是朱皇帝龙颜震怒。结局是,高诗人被腰斩。高启大限之日,朱皇帝赶往刑场,亲自监斩,他要亲眼看到“不合编辑”的下场。
       朱元璋恨高启,据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高启曾写过一首《题宫女图》,诗中有两句是:“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意思很浅显:皇宫里的小狗叫个不停,不知是谁半夜里闯进了禁宫里?高启这诗,本来是写元顺帝的宫闱隐私的,但朱元璋却认为高启是在影射自己,这就为高启的死埋下了祸根。有谚语云:“见过拾钱的,没有见过拾骂的。”可这位朱皇帝,偏偏就是一位“拾骂”的人。
高启死得很痛苦。传说他被腰斩后,用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一连写了三个“惨”字。


       雍正书写“大字报”
       读《京华录》,其中有《钱名士颂诗案》,与文字狱有关,也可看作古代的一张“大字报”。
        钱名士是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高中探花,曾任翰林传讲,有江左才子之称。在任期间,因行为不端,被革职。后曾写诗歌颂平定青海乱事有功的权臣年羹尧为“钟鼎名勒山河哲,番藏应刊第二碑”,建议为年羹尧立“平藏碑”,以垂不朽。朝廷大学士、九卿指责钱名士对年羹尧“称颂功德,备极谄媚”,上书皇上建议处死。
       雍正认为钱名士措词“悖谬”,但不判其死罪,而是将其遣回原籍,并手书“名教罪人”四字,让地方官制成匾额,高悬于钱家的大门之上。这样一来,钱名士之家有如被贴上了一张皇上亲自揭示罪名的“大字报”,终日被围观者指指点点,一家老小备受煎熬,生不如死。
       雍正为政时而阴鸷,时而暴戾。有人举报大学者吕留良曾写下“大逆之书”,而此时吕留良与儿子吕葆中、弟子严鸿逹早已过世。雍正命人开棺戮尸,并割下脑袋示众。吕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被“斩立决”(死刑马上实行),孙辈被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古塔为奴,与出版吕留良著作有关的编辑们,都被判为“斩监候”(死刑缓期实行),家中财产被折成银两后统统充公。


    乾隆胡乱杀“疯人”
     乾隆十六年(1751年)秋天,山西巡抚阿思哈向乾隆报告,说有个叫王肇基的献上一批恭贺皇太后万寿无疆的诗联,有若干“毁谤圣贤,狂妄悖逆”的地方,像是一个神经病写的。此事引起了乾隆的高度警觉,因为此前不久,有人冒用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名义,写了一封炮轰乾隆种种罪状的“万言书”,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抄(史称“伪孙嘉淦奏稿案”),乾隆正气得发晕。于是下令严查王肇基,看看是否“山寨孙嘉淦”一伙的。
经彻查,王肇基供称:“我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的意思,并无别事”,“如今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阿思哈在给乾隆的奏折中,对王肇基所下结论是:“查其诗联虽属俚俗不堪,尚有颂扬之意”,“据此呓语胡供,妄想做官形状,及诗字内错乱无文,似属病患疯癫之人,但借名献诗逞其狂悖,罪不容逭。”
       乾隆看过奏折后,写了一句朱批:“知道了,竟是疯人而已!”随即下旨将王肇基“立毙杖下,俾愚众知所炯戒。”他给王肇基定罪的逻辑,比阿思哈所说的“借名献诗逞其狂悖”更为荒谬:这人脑子疯了都这么乱,不疯的时候,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来,所以该杀!


     清代的“吟诗惹祸”
      清代的268年,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平均一年半一起。其中吟诗惹祸,更是不绝如缕。
      奉诏编校《全唐诗》的鼎晋,其弟鼎丰有句云:“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还在喝酒时曾与小弟鼎贲对句说:“大明天下今重见”,“且把壶儿搁一边”。被康熙加以诽谤之罪,锒铛入狱。“鼎晋以忧死”。
江苏昆山人徐骏,题了“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诗句,被套上“思念明代,无意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的罪名,受到斩决。
凡诗文涉及忌讳的“夷”、“虏”、“明”、“金”......之类都犯了“大逆”罪。江南学者沈德潜以诗咏黑牡丹:“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也犯了大忌。另一诗人陈鹏年写《重游虎丘》诗,其中有“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之句,也被视作“悖谬逆诗”。因为满洲人未入关之前国号称“金”,说“金气尽”,岂非诅咒清王朝气数已尽?其实陈鹏年说的“金气”,是指秋天。大家平时常说的“金风送爽”,就是借喻为“金气”的。
        层出不穷的“诗文之祸”,诚如鲁迅在《且介亭·隔膜》一文中所说:“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腐,真的是不识忌违;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即杀头,或者‘监斩侯’”。这些惨案的由来,都只为了‘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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