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6期 2010年>> 发展时评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8/15
顽症难去究为何?
入 化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非但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深化,取得最终成功,就连似乎是远离政治的增长方式转变,也难以冀望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近来,经济减速似乎又成了媒体和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譬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日前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0年中期)》,就异常鲜明地提出,未来几个月中国GDP增速将出现强劲的逐季回落趋势,多重经济下滑力量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同时爆发,使中国出现“GDP季度增速跌破9%”的“次萧条”局面,从而导致2011年宏观经济景气大幅度下滑。
       其实,眼下诸多经济指标的表现都还不错,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我想无非是这些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两位数的增长,“心理价位”早就“居高不下”了。即便是在危机肆虐的2009年,8%也是政府无论如何要固守的底线。更何况轻轻松松一个两年4万亿的新增投资规模,再加年度近10万亿的新增信贷规模,就把一路下滑的颓势成功阻击了,还顺利实现了8.7%的全球最高经济增长率。“阳光总在风雨后”,既然已走出危机,大家怎么还能容忍8%以下的低增长?
       眼下正是热火朝天编制“十二五”规划的当口,未来五年的GDP年均增速究竟多高才好,似乎又成了一个大伤脑筋的问题。据说国家前一阵子定的是7%,但最近又听到要求积极一些的消息。这些道听途说固然不必去顶真,因为结论早晚都会水落石出。我担心的倒是,追求高增长的顽症何以如此难去,最后所谓的“转方式”、“调结构”,总是不幸地沦落为不得已的口号和“包装”?!
       今日读得《财经国家周刊》上独立评论家袁剑的文章,似乎给了大家一个全新的视角。在他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被提到这么高的位置,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一个成本不断递增的过程,而且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无论是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还是社会分化,都已经成为一场急迫的问题”。
但尽管是如此重视了、反复宣示了,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论这样好的主张,但无可否认,这些年来事实上反而是在一片重视声中,问题越积越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
      现状缘何得不到有效地改变呢?
       在袁先生看来,这是因为除了资源和劳动力等的禀赋之外,大家必须得看懂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特的制度禀赋。也即“各级地方政府出于政绩,出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原因,有干预经济增长的动机,也有无比强大的干预经济增长的能力”。“由于这种禀赋,各级政府就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了拉高经济增长速度,强行将成本转移给社会和未来”。对于他的基本观点,我非常认同,但他口口声声说的全是地方政府,又实在有失公允。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说是“诸侯”可以不听“皇上”的招呼各行其是、为所欲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帽子和权柄都拿在中央的手里,真要杀下腰来“较真”,是没有一个“封疆大吏”敢拿自己的仕途和前程开玩笑的。
      那为什么追求GDP高增长的顽症又会如此难去呢?“因为政府的权力在与(当地)公民的权利博弈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权力与权利在博弈中力量的失衡,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严重蜕变的主要原因”。袁先生的最终结论是:“要想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自落实公民权利始”。
      市场经济说到底,还是一个究竟是政府还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问题。如果政府不愿放弃这种对经济增长的高度干预,那必然的结果就是力保经济的高增长,而无论这样做需要支付多高的社会成本。那怎样才能对政府的这种运行惯性加以阻滞呢?这就需要涉及“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不以公民权利去和政府权力进行博弈并取得某种动态均衡,事情只能变得更坏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非但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深化,取得最终成功,就连似乎是远离政治的增长方式转变,也难以冀望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顽症难去究为何?是因为大家缺乏直面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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