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4期 2010年>> 政经新解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8/12
工农业收入差异
刘福垣

       工农业收入差异是工农两个产业单位投入带来的收入差异。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经济范畴,工农业收入差异是工业和农业两个产业收入分配关系在国民经济整体上集中的理论表现;作为一个经济指标,则是从等量投入角度来考察两个产业收入关系的观念总结。因产业结构或资源结构不合理形成的收入差异是结构性收入差异A;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劳动生产率不同,从而价值结构不同引起的收入差异是构成性收入差异B;因政策因素工农业产品价格不合理所形成的收入差异是比价性收入差异C。人们看到的工农业收入差异D1是这三种差异的代数和A+B+C,而实际上,由价值和价格原因B+C形成的工农业收入差异D2,才是真正的工农业收入差异。
       长期以来,人们把工农业收入差异仅仅归因于比价性收入差异,只要农业的收入增长缓慢,就认为所谓剪刀差在扩大,要求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或增加农业补贴。由剪刀差政策造成的工农业比价性收入差异的实质是利用计划价格政策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让农民交了超额税,是对农民的一种变相剥夺。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比价性收入差异是我国工农业收入差异的主体部分,人们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以致认为工农业收入差异都是由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造成的。实际上,中央政府从1979年开始,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不断改革完善流通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的交换地位。1985年以后,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已经消亡了,工农业结构性收入差异和构成性收入差异先后成为工农业收入差异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前工农业收入差异的主体是构成性收入差异,即主要是由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矛盾造成的收入差异,而人们的观念还停留在1985年以前的思维定势上。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工作,每个“一号文件”的含金量都在2000亿元左右,其结果是既没有保护好农民,又没有保护好农业,却保护了小农经济,使其从1981年的1.85亿户变成了2.6亿户,平均经营规模从10.7亩缩小为7.1亩。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回避两个时代生产方式的矛盾,就收入论收入已经没有任何出路,大家必须破除剪刀差的迷雾,加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这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因此,必须把大家研究工农业收入差异的重点转移到结构性和构成性收入差异上来。
       所谓结构性收入差异是由资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收入差异。在我国,由于农民占有的经济资源少,大量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力因政策障碍没有其他出路,农忙时间采取大兵团作战,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所谓构成性收入差异是单位投入创造的剩余价值差异,是由生产方式的差异造成的。因此,这种收入差异是合理的,是发展的动力,也只能靠发展来解决。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制度变革和经济政策的调整,工农业收入差异的结构和性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令人鼓舞的,不合理差异正在成为历史,合理的差异正在成为改造小生产方式转变农民社会身份和分工角色的强大动力。
       只要简单回顾A、B、C三种收入差异消长的历史过程,人们就会以平常心对待目前的工农业收入差异。在1978年,由于工农业资源结构不合理引起的结构性收入差异为12.2个百分点;由于工农业生产方式的差异引起的构成性收入差异为负6个百分点;由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引起的收入差异为36.8个百分点。可见,1978年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即剪刀差政策是形成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它影响工农业收入差异达到近37个百分点。
       1981年工农业收入差异D1为20.8个百分点。其中,比价性收入差异降到3.2个百分点。这说明1979年以后连续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已经大为缩小,比价性收入差异已经从工农业收入差异形成的第一位原因降到第三位原因;而构成性收入差异则扩大了10个百分点,由第三位原因上升为第二位原因。这说明生产方式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社会消费小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必然要支付越来越大的代价。在全面实行家庭经营之后,农民自主安排劳动时间,农业用工量大幅度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11300万劳动力年,结构性收入差异扩大为27.6个百分点,已经是1978年的2.26倍,上升为收入差异形成的第一位原因。这说明我国城市化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社会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农民收入低的主要原因;说明农民收入低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价格政策,也不是生产方式落后,而是就业不充分。农民收入低、生产方式落后的主要原因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不在农业而在工商业。
       1985年工农业比价性收入差异已经走向反面,反剪刀差已经高达18个百分点以上;由生产方式矛盾引起的构成性收入差异已经扩大到近17个百分点。这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占了近一亿亩耕地,同时农户从1981年的1.85亿户增加到1985年的2亿户,户均经营耕地的规模更小了。这两个反向差异加起来达到35个百分点。如果农村没有农业剩余劳动力,1985年工农业收入差异应该是负数,即每1元投入农业应该比工业多得0.35元。但是,结构性收入差异达到39个百分点的历史最高峰,成为农业收入低于工业的决定性因素,使得单位成本工业还是比农业多得收入0.04元。这说明二元结构的矛盾已经尖锐到使政府对农业的价格保护政策力度再大也无济于事的地步。
        1990年反向的比价性收入差异已经扩大到22.1个百分点;由于生产方式的矛盾更加尖锐,构成性收入差异扩大到21.1个百分点;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结构性收入差异回落到36.6个百分点,使由价值和价格原因形成的反向收入差异之和B+C第一次超过结构性收入差异A,使表面上的代数和意义上的工农业收入差异D1第一次成为负数,即每投入1元,农业比工业多收入近7分钱。而实际上的工农业收入差异,即由价值和价格因素形成的收入差异D2,已经达到42.3个百分点,即每投入1元,农业比工业多收入0.43元。按价值形成规律,农业有机构成低,1990年农业成本利润率应该比工业成本利润率高21个百分点,但政府为了缓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对城市的压力,人为抬高了农产品价格,使反剪刀差达到22个百分点,使农业成本利润率比工业高43个百分点,使农业从工商业获得988亿元的转移价值。也就是说,为了养活农业剩余人口,政府的价格政策使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减少了988亿元利润。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人们一般看不到这种实际上的价值转移,农民对政府的价格保护并不领情,并不认为他们收入低的原因是剩余劳动量过多,而始终认为价格水平太低。近十多年来没有发生趋势性变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工农业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随着农户这种小生产方式的凝固化日益尖锐,是农民收入水平低的根本原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小农生产方式得不到改造的根本原因是政府长期坚持就地消化农民的政策。政府从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到离土不离乡就地搞工商,从小城镇大战略到建设新农村,一以贯之的方针是千方百计限制农民转变社会身份进入现有的城市。这种错误的发展观造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矛盾日益加深。二元社会结构的矛盾阻碍两种生产方式的转化,这是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问题。工农业收入差异的深入研究使大家更加清楚地看到,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距是由于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失衡造成的。
        根据上述分析,提高农业投入产出率的唯一途径是减少农户,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使小农户向大农场转化。而减少农户的关键是转变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割断他们和耕地的传统纽带。因此,农村的问题必须靠城市来解决。

(编辑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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