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4期 2010年>> 文史杂谈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8/12
史林散叶(十五)
俞剑明

      《国际歌》的被删节
        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员柯茨将《国际歌》译成俄文,只选了六段歌词中的一、二、六三节。1918年,《国际歌》被苏联定为代国歌,一直使用到1944年,都只有三段歌词。1952年,俄共改名为苏联共产党,但《国际歌》一直是联共(布)和苏联共产党的党歌。不过,仍然只有三节歌词。中译本也只选用了这三节歌词。被删去的三段歌词大意是:
       (第三节)国家在压迫/法律在欺骗/赋税把倒霉人敲诈/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仰人鼻息的苦恼受够了/平等要靠另外的法律/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也就没有义务/
       (第四节)那些矿山和铁道的大王们/骑在人民头上令人心惊/除了劫掠劳动果实/他们可曾干过别的事情/众人创造的一切都落进了/这些家伙们坚固的保险箱/人们要求归还他们的一切/只希翼享受他们所应享/
       (第五节)大王们用梦想麻醉大家/对自己人讲和平/对暴君要作战/要在军队中间鼓动罢工/朝空中挥舞枪托/把队伍解散/如果他们/那些吃人野兽/坚持要大家去当兵/他们很快会明白大家的子弹/属于大家自己的将军/
       这三节被删去,除了因为歌词过长、不便于合唱外,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从法国诗人鲍狄埃创作歌词的背景来看,第三节反对国家、法律和赋税;第四节号召人人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第五节则号召解散军队和反戈一击。当然,他的矛头都是针对资产阶级的。
       俄译本之所以删去这三节,是担心群众理解有误,走上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的歧途。
       在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中,尽可能地削弱国家武器是个普遍倾向。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高效的政府、完备的法律、巨额的税收、强大的军队。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大都建立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了尽快摆脱落后,国家政权都曾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以牺牲今天换未来,这时再让大家高唱“只希翼享有他们所应享”,就可能自乱阵脚了。


         延安版的《国际歌》
          在20世纪初,中国就有人翻译了《国际歌》,几十年来出现过多种版本。1923年萧三与陈乔年也翻译过。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在文艺工编辑的帮助下,又完成了全部歌词的重译和修改。延安版的《国际歌》一直唱到了1962年。后经中央有关单位和专家仔细推敲,产生了《国际歌》最新的汉译本,一直唱到了今天。但社会上一直没有出现过延安版的《国际歌》,直到2008年,它才在民间现身。
        延安版的《国际歌》,16开,油印在马兰纸上。中间印有“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部”字样。最有意义的也许是印在末尾的一行字:“中央宣传部决定,国际歌以此为标准,过去一切与此不合者均作废。1942、6、22”。显然这是延安时代最标准的《国际歌》汉译本了,它曾经传唱了20年!
        延安版《国际歌》全文: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
          粉碎旧世界的锁链,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要说大家一钱不值,大家是全世界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  
         既不是英雄俊杰,也不是神仙皇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要夺取平等自由幸福,要消灭剥削压迫!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你要打铁就得趁热。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
        大家是世界的创造者,劳动的工农群众,
         一切是生产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大家流了不知多少鲜血,为了和强盗们战斗。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曾受曾国藩《爱民歌》的影响
        曾国藩在筹办湘军时,曾编了一首《爱民歌》,歌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祥,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当时湘军与太平军相战甚酣,曾氏写《爱民歌》的目的,就是以此教育、约束湘军官兵,加强纪律性,以赢得民心。
        曾国藩的治军治学思想,在旧时代颇有影响。蒋介石非常钦敬曾国藩,自认是曾氏的“私淑弟子”。1917年毛爷爷曾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延安,毛爷爷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毛爷爷制定的供红军使用、后来唱遍全国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该说曾受到曾国藩那首《爱民歌》的影响。


         郭沫若自作主张唱“国歌”
         1949年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达住地之后,才得知按照大会的规定,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须唱本国国歌。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代表团自然无国歌可唱。于是,作为团长的郭沫若把全团代表召集起来商议,到底唱什么歌入场为好?有人提出唱《义勇军进行曲》代替国歌,但有人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新中国成立在望,怎么能再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当时,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郭沫若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急中生智,当场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修改一句,改成“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这样,就成了两方都能接受的歌词。于是,《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一个国际性大会上,起到了国歌的作用。
       要知道,此时新中国尚未成立,制定国歌的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刚刚建立,距画家徐悲鸿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提议还有两个多月。郭沫若等急中生智选唱《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就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确实有点神奇。其实,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的国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_
  上一篇:台湾多层次资本市场构架的成功与借鉴价值——浙江地方资本市场构建突破方向与目标定位
下一篇: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关闭窗口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