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4期 2010年>> 四海涟漪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8/12
战争磨难下的民族性格(中)
杨树荫
       中国多内战,也多外战。
       如果说,千年不断的内战耗尽了国力,耗损了民气,那么,近代史上接连不断的因外敌入侵而爆发的外战,则让中国在积贫积弱的基础上,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国家尊严、民族尊严。
        彼时之外敌,多为西洋崛起之工业国家,其心其志咄咄逼人,与昏昏欲睡、不思进取之国人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不战已可定胜败。面对强大的工业文明和极不对称的外战,西方经济与军事的双重入侵,让中国广阔的田野失去宁静,世居的乡村再不平和。中国传统自闭却也温良敦厚的民族性格,在封建社会蜕变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时,平添了仇洋与崇洋、自大与自卑的复杂矛盾的心理。
        所谓仇洋,就是在蛮横、残酷的外战中,自然地产生出对外敌的仇恨、仇视,从而统统把西方人、西方学问视作仇恨的另类,从军事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和学问领域。西方学问之进入中国,部分是随着贸易、传教等方式,得寸进尺,逐步地渗入。看似平和,其实并不对等,民众总是警惕、防范有加。而大部分的西方学问在进入中国时,则充满着殖民、奴役的色彩,跟着军士的枪炮,通过战争而强势侵入,这就天然地激起了民众的反抗与敌对。民间将西方人蔑称为“外国佬”、“洋鬼子”,将西方的生活方式贬为“有伤风化”、“忤逆之举”,更将为洋人卖力卖命的中国人斥为“洋奴才”。
        所谓崇洋,就是在仇洋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人拜倒在洋人脚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洋枪洋炮打开了国门,也打掉了中国人的自傲,西方学问长驱直入,进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批以“洋”领头的词汇,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景:洋钱、洋财、洋场、洋车、洋房、洋行、洋货、洋节、洋气、洋琴、洋务、洋装、洋娃娃……“洋”,成为时髦、尊贵的代名词,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所有的“洋”字,意味着传统的颠覆,当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文明的来临。然而,彼时之国民,哪里有接受新文明的精神准备与思想准备?又因固有旧文明之苍白无力,便会很自然地萌生出对西洋文明的顶礼膜拜,惊艳惊羡,趋之唯恐不及。
       所谓自大,就是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学问,缺乏正确的判断与分析,一概引以为傲,自以为优越无比。这种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国民心态,有其历史传统:一直以来,中国自诩为天朝大国,自以为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学问,无论世界如何翻天覆地,而中国学问能永远地经世济民,一切都是中国的好。乃至到了十八、九世纪,西方世界工业文明的浪潮汹涌滂湃,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仍然是关闭国门,拒绝学习,对外部世界埋起头来不闻不问,甚至对已经进入国门的西洋技术,当作奇技淫巧,而嗤之以鼻。此种自大的心态,其实好笑。然而在民间,却很有市场,似乎自大就是自信,自大也就是强大,越是自大,就越是爱国。时至今日,仍然很有人莫名其妙地有着这种自大的心理。
       所谓自卑,就是自轻、自贱,自己看不起自己,这又是一部分人的心态。面对西方的屡屡入侵,相当一些中国人已经从精神层面失去了意志力,认定“船坚炮利为胜之本”,未开战,国民精神先就输了一半,到了交战时刻,自然是屡屡战败。自卑的心态,不光在两军对阵上,也不光在科学技术与经济实力等诸方面的比对上,而且在国民素质与体魄体能等方面,也往往是自惭形秽,羡慕西方人种,以至于被西方人极尽侮辱地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尽管气愤却又无奈。中国人的自卑,还很自然地表现出对洋人的恭敬,凡事只要涉了洋,或者只要是外国人的事,必是大事要事,岂敢等闲视之。近百年来,洋人在中国,待之以上宾,受尽了礼遇,这当中有“东方礼仪之邦”的传统承袭,却也有自卑自贱的心态。到了今天,这种心态又何曾绝迹?现时各种各样的商业广告就是一例,从房地产、汽车到洗发水、剃须刀,许许多多广告的模特都是外国的俊男靓女,似乎有了外国人,便是提升了商品的档次。让外国人如此频繁地出现在电视屏幕、媒体、刊物乃至户外广告上,其实是中国人匍伏在地的作为,任你如何自大,中国人其实自卑。
        无论是崇洋还是仇洋,又无论是自大还是自卑,都只是中国人国民性表现的一个缩影。在摇摇欲堕却又更加凶狠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因外敌的轮番入侵,导致西方学问蜂拥而入,传统学问遭遇空前的挑战,而新学问、新道德还只是处在萌芽的阶段,无法成为全社会普遍的价值准则。国民性在痛苦中挣扎,在迷惘中探索,其进步之艰难可想而知。
        战争之磨难,当为人世间各种磨难之最,人性与良知,都会在战争中经受检视。在炮火下的国民之思想与行为,出现了两大主要的分野:
       其一,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民族观念乃至是非观念日渐淡薄,以至无国家、无民族、无是非观念。封建专制之下,中国人向无国家概念,专制政权也从无以国家而凝聚人心。说是一个大国,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竟无国旗、国歌,也无治国之大法,国无以为国,被列国所耻笑。朝廷与民众,除了交粮纳税、征丁服役外,无任何政治联系,民众竟不知道何以为国家,国家又在何处?各种各样的战争,又让民众饱受其苦,今天是这支军队打过来,明天又是那支军队打过去,城头频换大王旗。战争之不公不义,民众早就被扭曲灵魂,毁损人性,乃至到了外敌入侵,相当一些人丧失了国家、民族之大义,只求苟且自保。到了抗日战争时,竟走上了极端,上至政客,下至百姓,一国之中竟有几百万人投敌当了汉奸,帮着侵略军烧杀掳掠,在二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汉奸之丑,已是匪夷所思。如淞沪会战中的谢晋元团长,率八百将士浴血奋战,日军死伤无数。炮火中昂然屹立的谢晋元,却死于被日军收买的汉奸之手,一把匕首让民族英雄颓然倒下,这样的一幕,其实也要永远地记住。谢晋元之生,是民族之光,谢晋元之死,却是民族之耻。
         其二,绝大部分中国人因战争特别是抵御外敌,而重树了民族尊严、中国国民之尊严。屡屡失败的外战,让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受尽耻辱。知耻而后勇,中国人于耻辱中奋起,寻找救国图强的真理。五·四新学问运动为中国国民性之演进注入了开放进取、正义不阿的基因,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得以发扬光大,在此后爆发的中国历史上最为血腥最为残酷的抗日战争中,正义与媚骨齐现,而最终,高高扬起的是正义之旗。正如谢晋元孤军之抗战,激发了全国之民众,中原大地上,以血泪呼出“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成为抗日民众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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