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3期 2010年>> 发展时评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8/7
通胀变异与传统货币政策转型
王 建

      二、结构型通胀与货币政策失效
      结构型通胀是指由于某一领域的价格上涨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抬升,今天在中国所发生的结构型通胀,是指由食品价格上升所导致的通胀。去年11月,CPI仅上涨了0.6%,但食品价格上涨了3.2%,粮价上涨了7%,由于粮价是食品价格的核心,所以粮价上涨是消费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长期看,至少在未来20年,由粮价所推动的消费物价上涨将是一个长期趋势,这是由中国人口要增长耕地却要不断减少的国情决定的。从土地方面看,由于在未来2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还要增长2倍,因此中国政府要求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从人口方面看,根据去年国家计生委的最新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将增加到15亿,即未来20年还要再增加1.7亿人,如果到203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人均粮食需求量上升到500公斤,就需要7.5亿吨粮食,而去年虽然粮食产量又突破了历史记录,但也仅仅达到5.3亿吨,人均不到400公斤。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增加了8700万,增长幅度为7%,但是粮食总产量仅增长了3.6%,所以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从1998年高峰410公斤下降到去年的397公斤。1998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从那一年以后中国的粮食增长进入了缓慢增长期,耕地面积却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速度加快而迅速减少,这也是为什么会在进入新世纪后结构型通胀成为通胀主因的原因。
       大家可以寄希翼于农业科技,但是据有关报道,“超级水稻之父”袁隆平说,他可以在耕地面积不增加的条件下解决3000万人的吃饭问题。那其他1.4亿人的粮食从何而来呢?大家还可以寄希翼于粮食进口,但是长期以来国际粮食总产量就维持在20亿吨上下,粮食国际贸易量只占世界粮食产量的10%,即只有2亿吨左右,如果中国把未来的粮食增长量放到海外解决,把这两亿吨全部进口到中国也不够,而且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和中东地区的一些主要粮食进口国也不会答应。
      当然大家还可以寄希翼于新的农业技术的突破,寄希翼于对农田土壤的改造和修建更好的水利设施,但是这些都需要依靠政府特别是农户的投入,这些投入都会计入到农业生产成本中,而且在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的越多,所谓“边际报酬递减”现象就会越严重,即农业生产中的投入增长率大大高过产出增长率。例如,1999~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仅增长了3.2%,化肥投入量却增长了28%,如此就会推动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涨,从而推动中国消费物价水平不断上涨。这样的因素用加息是压制不住的,因为加息既不可能抑制住中国的人口增长,也不可能增加中国的耕地供给,更不能帮助改善农业的“边际报酬递减”。所以,用货币政策解决结构型通胀也是“缘木求鱼”。


      三、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
      传统的宏观调控理论都说,货币政策是对付通胀的最有效手段,但是在当代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使得一系列传统经济运行机制都发生了严重变形,如果继续使用传统手段解决当今的问题,就是“抱残守缺”,不会取得好的宏观调控效果。由于在当今时代,推动中国通胀的长期因素已经从以往的需求方面因素转向供给方面的结构型与输入型因素,所以应对中国通胀的宏观调控手段也必须相应改变,而这个改变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不伤害增长的条件下,把通胀的不利影响压抑到最小。
      所谓货币保增长是指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是指在输入型与结构型通胀将长期存在的条件下,必须使货币增长率充分反映由于食品与大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所引起的国内物价上涨。因为货币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的乘积〔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所以如果物价上涨率具有刚性,就必须为物价上涨留出必要的货币空间,否则就会由于银根偏紧而窒息经济增长。
      货币增长要考虑物价上涨需求,就是给企业向市场释放物价上涨压力从而保住合理利润水平留出了空间,由于中国的出口在GDP中占有很大比重,允许企业向市场释放进口涨价压力,其中也包括着世界市场,这样就可以“高来高去”,把很大一部分涨价压力转移到世界市场。货币政策要考虑输入型通胀,就是要求货币供给增长率要跟踪进口物价指数的变动。根据近十年来的经验,大约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3个月后中国的进口价格指数就会上涨,再过3个月后,PPI指数也会上涨,再过3个月CPI也会上涨,这就是一个价格传导链条,也说明了输入型通胀相对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大约有8~9个月的滞后期,中国的货币供给量也应在PPI指数上升后就考虑有所增长。
      货币政策要考虑结构型通胀,就是要求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也要追踪粮价上涨的情况。根据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如果粮价上涨6%,食品价格会上涨3%,CPI会上涨1%,所以货币政策也要参考粮价与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增加货币供给量。
      第二个方面是指货币政策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的要求,还必须考虑资产价格上涨的要求。近年来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应不应该把资产价格上涨作为加息的理由。我不同意因资产价格上涨而加息,乃至进行数量型紧缩,理由很简单,由于国际资本有很多流入中国的渠道,而中国的资产价格与国际比较便宜太多,比如中石油与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石油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相当,但是美孚的股价是100美金,中石油却只有不到2美金,因此如果允许发达国家用衍生金融工具制造的货币资本泡沫来大量购买中国的实物资产,就会导致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国财富外流。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发达国家所制造的资本泡沫,中国的证券与地产价格也没有必要以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上涨,而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与资本泡沫,必须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实物资产相结合才能牟利,为了防止财富流失,中国才有必要以拉平国内外的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让国内资产价格水平逐渐上涨。
      所以,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拥有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实物资产,就必须防止国际货币资本泡沫的巧取豪夺,而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用中国资产价格的上涨来对冲国际货币狂潮的冲击,以使得国际货币对中国资产的购买力始终能保持在一个相对不变的水平。在2007年的高峰期,美国包括衍生金融品在内的金融资产加地产总值大约为600万亿美金,而同年中国的金融资产加地产总值估计只有11万亿美金,当年美国的GDP是中国的4倍,即如果当年中国的GDP与美国相同,中国的金融资产加地产也仅是美国的1/12,所以中国的资产价格上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目前还没有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也没有国际化,这都是对中国人民财富的保护,但是从长远看,中国的金融开放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就应该在中国的实物资产价格上涨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之前,让中国的国民先持有,问题仅在于在这个资产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如何能让全体国民分享到这些财产性收入。
      中国目前有超过3000万家各类企业,但是上市企业只有不到3000家,而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一半以上企业是上市企业,因此中国企业产权的资产化过程还很长,而这个企业产权市场化的过程中就需要大量货币。中国由于人多地少,土地的升值潜力也很大,根据我以前的研究数据,中国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均占地面积比日本还要少20%,而日本在80年代中期,仅东京的地价总值就已经相当于全美国的地价总值,所以中国土地市场化的过程也需要大量货币。因此“货币保增长”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保持”住经济增长的步伐,还有要“保护”中国资产不对外流失的任务,并且必须以中国企业产权和土地市场化的需要为目标来安排货币供给增长率。
      所谓财政保稳定,就是主要依靠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来消化通胀的不利后果。在经历30年经济体制改革后,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由于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恩格尔系数相差很多,因此由食品价格变化对不同收入群体所产生的消费水平影响是极为不同的。因此,对约占40%的城市中低收入人口进行财政补贴,以使得这部分人的消费水平不下降,是比用加息等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胀有更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由于当代通胀性质的变化,货币政策也得跟着变才行,否则宏观调控就不可能有好的效果。

(文章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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