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2期 2010年>> 四海涟漪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7/30
白话文运动:中国人的文学解禁
杨树荫

      发生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白话文运动,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是将要走上现代道路的一次伟大启蒙。
     在此前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古典文言文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始终居于不容挑战的统治地位。从官方的编史立传到民间的书信往来,都采用文言文的写作形式。
     文言文,言简意赅,自古以来,留下了不少精彩绝伦的篇章,然而却也深奥难学。一字一词,往往有不同的释义,在不同的语境下,自有不同的说明。而这种释义,却都是拘泥于古代原有的训诂,让一代一代的后人,沉溺在故纸堆中,永无新意。文言文对人对事的描述,也有严格的要求,不能越雷池一步。譬如对人的称谓,视其社会地位、家族地位之尊卑高低,便有谦称、敬称、贱称之区别。
     中国文字本来就是难学难记,而以中国文字组成的文言文,则更是难上加难,没有10年、20年的苦读精耕,是无法掌握这种文体的。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文言文犹如一座经典华美的迷宫,没有相当的文字与文学功底,很难涉足其内。
      文言文其实是封建时代贵族精英的文体,作为平民百姓来说,能识上几个字,已是非常的不容易,文言文与他们而言,有如一部天书,哪里能看得懂、学得会?在漫长而停滞不前的中国社会,中国学问的辉煌,实在是少数人享有的辉煌,这种辉煌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百姓无缘。
     到了近代社会,中国人终于睁开眼睛看世界,工业文明已经孕育出一个崭新的天下,那种进步、那种精彩,无法用中国传统的文字与语言来表达,犹如一卷发皱泛黄的陈纸,如何去临摹青春亮丽的少女?文言文的弊端便日益严峻起来,成为了东西方学问交流、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巨大鸿沟,文言文的现实作用,似已走到了绝路上。试想,中国人自己都很难准确理解的文言文,又如何能准确地传导给外国人;同样,以文言文的格局,满纸的“之乎者也矣焉哉”,又如何能翻译引进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专业学术著作?
     迈入现代的中国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大众的文体,传播新学问,承载新文明,拓宽自己的眼界,解放自己的思想。
     世界上总是注定一些人要作出大贡献,胡适便是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学美国康纳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先生,融会贯通了中西方学问,痛切地感受到文言文与科学之新世界格格不入,意气风发地率先倡导白话文运动,以真感情真思想写出真文章,“我手写我口”,并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讲求文法
     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认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文体是自由的,白话的、自由的文体就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
     胡适倡导白话文,是新学问运动的第一声号角,无疑是对当时以陈腐文学为正统的一种狂飙突进的讨檄,一种毫不留情的否定,自然引起保守势力的顽固抵制。陈独秀等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纷纷响应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新青年》杂志即以白话文刊行。鲁迅《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文学进步的潮流已经不可倒退,1919年,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直至1920年,教育部训令各国民学校将国文改为语体文,中国进入了白话文时代。
这是中国学问的一次进步,是中国人的一次学问解禁。
       其一,白话文的推行,为各种新思想、新理念、新学问进入中国,提供了良好的通道。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等崭新的理念与词汇开始出现,现代工业、工程、技术等专业理论也纷纷进入中国,由此带来的文明与进步,尽管是那么的微弱,却是传统中国闻所未闻之事,中国开始撼动,国民开始觉醒。
      其二,白话文让中国常识分子从此有了宣泄自己思想与感情的大舞台。白话文是一种想什么即写什么的文体,给了人们莫大的自由。如洪水般奔腾的政治、经济主张与文学作品,借助白话文的文体,痛快淋漓地表达了出来,让中国学问星空灿烂四射。
      其三,中国普通民众成为推广白话文的最大受益者,由此而来的全民识字成为可能。这亘古未有的平民学问,让终身在田野坊间劳作的民众,直接经受学问的雨露滋润,对国民性格的整体改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古典文到白话文,千年文体成为了历史,新生的文体,展示了无穷的生命力,这跨越千年的惊险一跳,对国民性格之养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个具有优秀文学素养的民族,其国民性格必然深受这种文学的烙印。在文言文语境下产生的中国古典文学,已经不可能熏陶出现代国民,即使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古典名著,虽然有其文学价值,但是渗透其中的却大多是权谋与暴力、尽忠与尽孝这一类封建色彩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可能至今还在影响大家的思想和行为。在东西方学问交流背景下产生的白话文,其思想之多元、语体之自由、用词造句之自然,其学问成果往往为民众之共享,文学终于发挥了对国民性的正面影响。鲁迅、茅盾、巴金、曹禺、冰心等一大批现代作家,以其文学力作教育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的国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
      文学之解禁,新思想新学问接踵而来,自然会催生现代人格、人性、人权之孕育,中国国民性改造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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