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1期 2010年>> 发展时评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7/24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入 化
中国的体制不过是一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体制”,还很难说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逆转”地建立起来了。

     近日读到樊纲先生的一篇文章,大约是由讲话稿改的,题目和文字都显得很随意。但是一看内容,就觉得好了,很有点意思。于是拿来一评,也是想借此向更多的读者加以推介。
     对于以往事物的研判,实在是大家一切新进步的起点,而樊纲恰恰就是从这里说起的。他的结论是:“如果(改革开放)前30年就搞市场经济,成就可能更大”。这个结论很多经济学家也都在说,但是樊纲触及了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因而就把很多对于改革的奇谈怪论驳得体无完肤了。那么,他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的方法就是比较研究法,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坦承:“经济学不承认有十全十美或一无是处的东西,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在各种可能替代的方案中,在各种经济体制或者各种政策方案中,选择一个成本相对较小而收益相对较大的方案或者体制。”因此,对于改革开放前的30年,“要问的问题不是取得了什么成就,而是换一种体制能否获得更大成就?是否有可能少走弯路、少付不该付的成本?”
     是的,现在多有对改革不以为然、甚至对当下种种逆改革而动的做法加以“卫道”的人,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绝对成就论”。因为前30年的成就多多,所以当初的改革也不一定就像有些人认为的这么必要、这么紧迫。还因为后30年成就巨大,所以当下呼吁推进的改革,更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刻不容缓、时不我待——现在大家的总量已经差点就雄踞世界老二了,还要怎么样?大家在一个13亿的人口大国中基本消除了贫困,解决了他们的就学、就医和就业问题,还要怎么样?不要好高骛远,更不要想入非非,凡事还要慢慢来,心急喝不了热粥。
     是的,还有一种论调就是市场化的改革也是毛病多多,好不到哪里去的。对此,樊纲并不忌讳。他又坦承:“市场经济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两大问题:第一,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第二,社会差距拉大”。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社会保障和宏观调控。“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设想,就是大家去想更多的办法对市场经济进行校正和补充,使人类的制度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完美”。
      但大家要注意,“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爷爷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当年中国的计划经济也有农民的自留地,也有通过市场实现的交易活动,但那不过都是些“点缀”而已,根本决定不了事物的性质。而如今这种体制,要说立即就成了“货真价实”的市场经济,我也不以为然:有这么多的资源和要素包括其定价权都牢牢掌握在政府手里,能算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吗?
     因此,准确地说,中国的体制不过是一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体制”,还很难说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逆转”地建立起来了。事实上,这种逆转还很有可能,而当下的种种“国进民退”、“政升市降”的作为和腐败多发、频发、大发的现状,足以说明:“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樊纲也是这样来看待腐败问题的深层根源的,只不过是他更鲜明地揭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不同: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从中世纪自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在私有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建成了所谓的市场体制”。“而大家的前提是前30年的计划经济,在1979年后大家才从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开始搞市场经济”。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私有化的广度和深度不同。
      腐败的定义是什么?樊纲回答说:“是用公权谋私利”。在此定义下,“假如没有公权力的话,假如都是私有产权,也就无所谓有没有腐败,用自己的钱谋自己的私利是合情合理的”。这话说得真直白,也真透底!大家可以静心琢磨一下,这世上的种种事物,是不是就这么一个理儿?!
     樊纲的结论则更为响快:“转轨时期:公权力私有化方能遏制腐败”。搂草打兔子——捎带着,樊纲还回答了那种所谓的“监督防范论”的不切实际: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把监督的成本高企乃至无法承受考虑在内!
     写到这里,专栏的篇幅已无法再容纳更多的赘语,那好,就此搁笔吧!看来最好的办法,或许还是毛爷爷当年说过的意思: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有发展。或谓东北老乡的一句大实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或者干脆就是广告词里的那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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