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0期 2010年>> 发展时评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7/13
城市化是出路,都市圈是方向
王建

     一、中国原有的增长动力正在消失
     中国自2003~2007年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得益于国际、国内这两方面的重大结构变化。但从现在看直到“十二五”末期,乃至更长时期,如果不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中国将失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年均增长率有可能降至7%甚至更低。这样说还是由于在国际、国内两方面,以往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重大改变。
     从国际看,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中断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拓展过程,从2008年三季度美国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庞大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得到处理,美国政府只是通过一些临时性安排将这些有毒资产掩盖了起来并向后推延了清算期,所以危机还有在今后再度爆发,甚至是更猛烈爆发的可能。就是不出现这种恶性前景,美国要走出这场危机,政府与居民家庭共同走向收支平衡的过程,也会大大减低美国的进口需求,必然也会导致欧洲对东亚的贸易收缩,由此至少未来中期内,世界贸易不可能再现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景象,而若美国象日本那样,要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走出萧条阴影,世界贸易的萎缩期就会更长。由于在至少跨越“十二五”的中期内,国际贸易将失去美国这个最主要的需求增长动力,中国的外部需求是低速增长乃至萎缩趋势,由此就会压抑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从国内看,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这导致了收入高度向小部分人口集中。这样就导致了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口购买了汽车与住房后,中国的多数人口不能相继跟进,从而难以形成80年代以家电进入家庭为代表的“排浪式”消费,也难以形成象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更表现在城乡之间。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6倍上升到去年的3.31倍。有关研究说明,在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中,城乡收入差距是大头,要占到60%左右。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直接导致了当中国的总产出水平已经超过人均3000美金的时候,其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到700美金,是导致中国总供给大大超过国内总需求的最主要原因。
    二、加快城市化是培育新增长动力的唯一选择
    为了应对次债危机,中国政府目前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但是这种方法不能长期化,因为这会加大未来的产出规模,如果国内消费打不开,出口需求又再度下降,那么到了新的产能释放期,就会爆发更大的过剩危机。
    政府也意识到目前用加大投资保增长与未来产能会更加过剩之间的矛盾关系,所以当经济进入稳定复苏后就开始着手治理产能过剩问题。但是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出自分配关系不合理,过剩的发生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而大家目前却只在生产环节打转,是绕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矛盾走,其结果是压了钢铁和水泥等又会出现其他的过剩部门,就是采用强力的行政手段限制死了所有产能增长,储蓄大于投资的矛盾仍不会消失,所以无论政府怎么治理产能过剩,仍不可能解决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同理,企图通过刺激消费来解决长期增长动力问题,目的也达不到,因为在不触动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所以,由消费刺激政策所出现的现阶段消费高峰,必然意味着在未来阶段会出现一个消费低谷。
     中国目前的分配矛盾即存在于居民之间,也存在于城乡之间,而且由城乡收入差距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所产生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如果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就要首先从城乡收入差距入手,这就是为什么说“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的道理。
    中国的城乡差距源于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导致了超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严重的“二元结构”,由此使中国人口的主体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最近有很多研究说近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到2008年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45%,这恐怕有很大误解,因为按照中国现行统计规则,城区范围内的居民都被统计入城市人口,但是近几年“县改区”的速度很快,而原有的县区内仍有大量农村入口,所以我认为在2005年公安部统计的“非农人口”中再加1亿稳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目前中国有4.5亿城市入口,城市化率刚超过1/3才是比较正确的估计。
      2003~2007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增加了1亿,同期的城市投资超过了50万亿元,则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的所引出的城市基础设施、工商业设施、文教、卫生、服务以及住宅投资等就是50万元,也有人说没有这么多,可能是30多万元,但不管怎样计算,城市化所产生的投资需求都是巨大的,由于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用于城市化的投资在现阶段无论怎样庞大,都不会形成过剩。同理,由于中国的城乡收入与消费差距目前高达3倍以上,所以仅占1/3的城市人口却占有超过2/3的消费份额,因此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上升到2/3,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就需要增加1倍。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持续十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2008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如果仅国内消费就可以增加10万亿元,则城市化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就基本上可以对冲掉贸易需求萎缩的负面影响,从而成为在下一阶段拉动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的新动力。
      推动城市化就是在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前面说过,中国目前的分配矛盾产生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居民之间,另一方面是在城乡之间。导致居民之间分配差距的根源存在于经济体制乃至社会制度,由于历经30年改革,已经形成了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进行大规模调整,肯定会遇到极大阻力,特别是涉及到对新财富阶层的利益分配与转移,更可能会引出对党和政府政策的误解,因而导致微观活力的丢失,所以应该谨慎、缓和地进行。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这个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其成因不在体制而在战略选择,因此只要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工业化优先”转向“城市化优先”,就可以显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从调整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入手解决分配关系问题比较,从加快城市化步伐角度切入,不仅遇到的阻力小,而且会见效快。
    三、推进城市化的基本战略取向
     怎样推进城市化,我的认识就是,应当分成存量与增量这两个城市化阶段,并且必须以大都市圈为主导方向。存量是指已经常年在城市打工的1.2亿农民工,这些人已经加入了城市就业队伍,但因为家在农村,所以在城市身居狭窄的工棚,生活消费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打工收入则基本上寄回农村的家庭。“先存量”的含义就是先把这部分已经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及其他们的家庭,转换成城市人口。这1亿农民工及其他们的家庭进城,就可以增加4亿城市人口,从而使中国的城市化率从目前的34%提升到64%。“先存量”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必须对现有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进行大规模调整。必须把中国城市的容积率普遍提升到2以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与原有城市围绕提升容积率的改造平行推进,而且是以原有城市不断扩容来承接更多农村转移人口,而不是新建许多新城市的方式进行的。
     增量城市化就是在解决现有农民工进城后,后续的4亿农民进城问题。这里面包括两方面事情,一是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2008年乡镇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中国全部GDP的28%,并且吸取了1.54亿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乡镇企业迟早必须向城市集中,走回工业化要依托城市化发展的传统道路。二是构建大都市圈。必须用高度集约的用地方式搞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在即将出现的中国城市化高潮中,哪个地方最先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哪个地区的企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影响力就越高。由于有城市化严重滞后这个现实,在未来的20年间要新增8亿以上城市人口,而现在只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初具都市圈雏形,相比中国在未来将会在沿海与内地出现的20多个大都市圈,就更需要政府作好城市发展规划,引导中国的城市化有序进行。

(文章来源:中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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