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40期 2010年>> 新农村建设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7/13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与思考
王与剑

     一、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思想动因
     中国当时军阀割据,整个社会满目疮痍,乡村遭到严重破坏,这个时代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展开救亡图存的道路。梁漱溟等常识分子正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做出了乡村建设理论的有益探索和实践,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试验的主要理论根据,是他所提出的“中国学问失调与重建理论”。这一理论贯穿于其主要著述及其他著书与言论中的一根主线。乡村建设运动能够兴起有以下各方面的原因:
    (一)乡村破坏严重
      近代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之中,首先,自然灾害严重,天灾不断,经济破坏严重:由于国内战乱连年,使水利失修,河道堵赛,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灾情严重,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从民国成立到1937年的26年间,全国共发生比较大的灾害77次,平均每年近3次,计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疫灾6次,雹灾4次,歉饥2次,霜灾雪灾2次。对农村经济雪上加霜,农村萧条衰败。其次,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当时中华民族四分五裂,军阀派系林立,战争连年不断,一些土匪、杂牌军对肆意骚扰,民国建立后,国民党并未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挽救农村经济。相反,各军阀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展开内战,为了捞取钱财扩充军饷,各种地租、赋税接踵而来,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不少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再次,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及其影响: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外国工业品、农产品大肆涌向农村,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破产。
      正是由于中国乡村遭受到无限制的破坏,而又没有强力政府的救济,所以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乡村自救运动。国际上列强经济侵略,农村经济崩溃,农民深受多重压迫,对整个农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梁漱溟所述:“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为破坏乡村的助手;学问属性的破坏力--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起来的种种。”总之,人们民不聊生,社会礼俗破坏殆尽。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以乡村为主体的传统社会,而中国近百年实际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二)城市发展困境
     由于西方列强都经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产业合理化,生产技术、经营组织更进一步加强,因而生产量增多,生产相对过剩,大批产品向外倾销,中国逐步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正逐步破产,民族资本主义虽然在一战的夹缝中迎来了发展的短暂的春天,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缺乏资本、技术、足够市场,深受国外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而中国农业则有基础,具备资源,农业技术竞争相对较小,所以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大力发展农村建设之路,即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不能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大力发展城市,振兴民族;同时中国又不可能走欧美发达国家的路,发展成都市文明的工业化国家。
    (三)中国乡村特征
     中国的社会,是一种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的社会。梁漱溟认为,要建立中国的新秩序,新组织构造,应当以一个乡作为一个单位才是适当的范围,因为以家为单位则范围太小,而以国为单位则又太大;而且,在这种组织之中,必须要得到人民大众的积极参与。而中国农村的一些特点:因为城市工商业者居住于人口密集的狭窄的都市中,致使他们性情偏激而不自然,而农民所接触的是广大的自然界,所以他们的心理宽舒安闲,很适合理性的开发;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人们逐渐碎片化、原子化,每个人只是从事一个十分孤立的、零碎的工作,而农民则经常面对的是整个的生动的动植物,易于引发人们的人的情趣与理性;同时农村一起从事家庭经营,能够培养人的感情,对于情谊化的组织很有帮助;乡村人具有深厚的乡土观念,对于自己的村庄有情切的情感;中国是一种固有的伦理的、情谊的社会;由乡村入手,建立理性组织,是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培养新的政治习惯,要从小的范围--乡村入手。
      中国学问的根源在乡村,因此复兴中国本身的学问源泉和动力也在农村,必须要重建一个新的社会构造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正是由于农村所具有的特点,所以必须从乡村入手建设社会。因此,救济乡村、进行乡村建设运动,遂成为各方面的普遍要求。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施方案
     中国正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期,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已经解体,而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即中华民族陷入了极大的学问失调。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一种高度文明,但由于近代整个社会结构的崩溃,社会关系的破坏,社会秩序的失调,国外社会学问的入侵,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学问冲突。因此梁漱溟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乡村建设:
    (一)建设新的礼俗
     梁漱溟提出的建设一个社会构造,是指建设一个新的礼俗。中国过去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秩序的社会,所谓“礼”是指社会公认为合适的行为规范,它不需要这种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梁漱溟所论述的礼指的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含着风俗、道德、价值观念,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的系统的社会规范。 “且过去的社会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不形著于法律”,中国的新社会组织结构仍要靠礼俗形著而成,新的礼俗的开发成功,即社会组织构造的开发培育成功。而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社会已经面临着崩溃,缺乏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政权,国家权力不能建立,则法律没有来源,因此也就没有强大的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所以在中国要天然走教育的路,从教育启发他们作为自觉而组织合作,而形成自治团体。因此在梁漱溟主持下的邹平县村建设实验是以组织乡农学会为出发点,借助乡村学校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及活动能力,培养乡民新的政治习惯,锻炼乡村自治组织的能力,同时他也推行了一些社会改良的工作,如禁烟、禁赌、新办合作社、鼓励妇女放足等。同时还教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推动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先进农业机械的运用,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从而带动农民生活的增进。
    (二)中西精神具体融合
      中国传统社会是依据儒家一套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即所谓“三纲五常”来维系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它反映了古代社会中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所以中国社会不像西方社会所崇尚的法治社会,同时这些传统礼俗影响了人们的财产自由、婚姻自由、个性独立。梁漱溟所讲的新的社会礼俗,即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学问的长处二者之间的完全沟通与调和。梁漱溟认为中国精神是伦理精神,因此大家必须要调整中国精神,学习西方团体意识、公共观念、民治精神、自由观念,同时中国传统社会又是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这却是西方过于注重工具性行动,而缺乏伦理关怀所不及。因此,梁漱溟对中国传统“五伦”作出了适当的调整,“中国本来就有所谓: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五伦,现在大家是要再给他加上一伦,或者说是替换上一伦;即拿团体对分子、分子对团体一伦,代替君臣一伦。所以大家仍然可以说是五伦,仍然要发挥伦理关系,发挥义务观念,才能让中国有团体……”
      梁漱溟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八个字来概括他在邹平实验县所展开的乡村建设过程工作,并号召全体村民“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些正好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中国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应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同时吸取西洋学问科学技术长处的精神。
    (三)建立理性化的组织
     中国传统社会特征,费孝通作了很精确的概括,即整个社会是依据长老统治、礼治秩序和差序格局来维护,因此中国有的社会结构好像是一块石子跌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就发生联系。因此中国没有较大范围的社会团体,没有公共观念。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象一盘散沙,中国社会从来没有过团体生活,没有纪律观念,没有组织能力;这些都是大家的弊端,中国的病源来就在分散,就在分子是太离心;现在就应当投之以合,投掷以向心的药了……中国要想走上民治的路,必须发挥个人对团体、团体对个人的义务观念。因此中国社会必须通过中西精神的融合,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既结合了中国传统精神,又融合了西方的团体组织、公众参与、敬重个人、财产明晰的优势,在这种组织中,既摆脱了西方社会纯粹追求目的合理性,而不惜付出一切手段,忽视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又摆脱了中国传统的制约人个性发展的伦理道德,未来中国的社会,是建立一种为多数人造成,多数人所维持的社会,只有这样才是一种理性的社会,才能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大家的社会必须是一种民主的社会,因此大家避免一种武力统治的社会。
      在如何建设社会组织方面,他提出了组织建设必须先从小范围的乡村做起。梁漱溟在邹平实行了村学乡学的乡村组织的具体方案,是农村里很多人合起来,想着一个共同“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的目标,为有秩序地进行的组织,共同进行协商、从事大规模的生产、以全国的力量对外竞争。他的这一理想在当时乃至现代社会都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三、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实践的评价
     梁漱溟于1917年至1924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在北大任教,讲授印度哲学,此后直至抗战前夕,一直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社会学史上“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所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关注社会,勇于实践的社会改良运动无论在当时还是对现在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增强了对中国学问的重新认识
      他首先认为中国学问是一种早熟的学问。西方注重物质文明,崇尚外力,向社会争权夺利,而中国学问走中庸之道,安分知足,随遇而安,中国学问在尚未走完第一条路的情况下就跨入第二条路,由此带来了学问的失调,但虽然西洋物质文明较中国发达,而精神生活而言,中国学问却高于西洋学问。自1919年五四新学问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学问遭遇到彻底的批判,梁漱溟这种重视传统学问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他抛弃了一种一元的学问中心主义,认为本国学问必然优越于外国学问这种片面的思维方式,采用兼收并蓄的思维方式,既要吸取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团体观念,又要看到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思想,这对于当时深受苦难的中国,毫无疑问加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唤醒人们的爱国热情,即使现在,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学问精粹应该得到应有的敬重与认识,对于民族的团结与融合,使中国立足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保持自己的学问特色无不有着极强的历史意义。中国学问在势不可抵挡的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寻求新的生存定位,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严峻课题,梁漱溟通过乡村建设实现保存并光大中国文明传统的思路,是有着现实的启示意义。
    (二)加强了对当代常识分子的感召
     作为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身为高级常识分子,却放弃优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扎根农村,深入实践,推行自己的理念,认识到民族的主要力量是农民,认为在中国当时军阀割据的社会要以农村作为突破口,展开积极的乡村救济、乡村自救、乡村建设之路,走一条不同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所推行的道路。他深入农村,新办乡学、传授实用技术、培养管理人才、培养新政治习惯和合作精神、改良社会风气。他重视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重视常识分子在时代中的作用,将之视之为社会的中坚,为中国民族的的希翼所在,这与当时的纵情于雅致小品的传统文人绝然不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践行着自己的理想,虽然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学界的争议,但却开创了一个新的乡村建设学派,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界的研究事业,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却给中国人民以新的启示,就是中国不能走一条改良的道路。即使在大家举国推行新农村建设的今天,也提供了有益的示范。正是一代代富有良知的常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才促使大家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三)提高了农村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
      梁漱溟认为所为中国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就是必须走振兴农业引发工业之路,即是从复兴农村入手,以建设新社会,通过农村的发展而带动工业的发展。通过分析他的思想,大家知道梁漱溟先生所作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不是一味的要求城乡分离,工农分离,而是希翼发展农村以带动城市和工业,走一条自立、自强的道路,是迫于当时时代国内缺乏发展近代工商业所需要的政治环境、国际环境所作的一种构想,但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这一论断倒还有待历史经验的证明。但他虽然看到农村的巨大作用,却没有看到当时中国农民的最根本的愿望--对土地的要求,因此不能激发广大农民的参与热情,同时他依靠国民党军阀韩复渠的实力推进乡村运动,只会成为这些反动军阀的利用工具,同时他没有看清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恰恰是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统治与剥削,因此通过拯救农村、复兴中华的愿望最终会落空。但他提出的走乡村建设之路,振兴农业、恢复工业的主张在战火连天、内忧外患的20世纪30年代也还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对我国当前转移农村劳动力,发展小城镇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建立团结社会思想的积极意义
     梁漱溟认识到中国人必须要有一个团体组织,没有组织,将不能生存。“可是最近几十年来,国际竞争已经压迫到中国……要靠团结去应付这个激烈的竞争。讲文的如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亦非有团体不可……没有团体,不能合作,所以现在中国最要紧的,就是赶快想法子结合大团体。”所以他在乡村建设实验中,成立了村学、乡学、合作社等,在这种组织里,人们职业分立,个人办个人的事,他认为中国以后所要的组织,不应该具有排外性,并且要扩大这个团体与外面的联系,建立在人们的彼此相互依赖而组成的团体,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伦理本位”上的团结,是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中国人固有的精神是伦理精神,奉行三纲五常,家长统治,因此也就缺乏民治精神,不敬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主张要建立一个伦理情谊的组织,即中西精神的融合,既具备传统的中国人伦,又有西方的敬重“民治精神”的组织。毫无疑问,他的这一思想到现在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从历史来看,中国社会“两头强,中间弱”,即国家强,家庭、家族强,处于中间的民间组织不发达;从现实看,过去的的“全能型政府”的模式压抑了第三部门的成长、发育。而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则具有特定的功能:它是调节政府功名矛盾的缓冲器,对于培育公民社会,推进我国的政治民主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总之,梁漱溟毕生考虑中国学问失调与理论重建,特别是以他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去拯救中国学问,建设一条合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他从乡村建设入手,把乡村建设为一个集政治、经济、学问、教育等制度创新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同时他集中优秀的人才,以学术的头脑和理性来为中国乡村建设规划前途,他这种关注社会,走出书斋,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实践的治学方式让大家后人敬仰。但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上,大家既不能人为地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又不能过分的依赖传统,如何利用和借鉴优秀传统思想上,梁漱溟为大家进行了极好的探索,他的很多实践与思考对大家当前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编辑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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