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39期 2010年>> 四海涟漪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7/13
国民地位:历史长河的回望
杨树荫
     历史长河,滔滔奔流,多少兴衰存亡事,一如浪涛追逐,往往是汹涌而来,却终究呼啸而去,空剩一片泡沫,让人扼腕唏嘘。
     潮起潮落,惊涛拍岸,无论何等的冲击,最后都只是随波逐流的泡沫,渐渐地散去。惟有奔腾不息的一江之水,浩浩荡荡,气势非凡,源源不断地生出壮丽辉煌的万千景象。
    人,中国人,就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江之水,总是奔腾,总是向前,决定着历史洪流的力量与方向。
    上下五千年,中国历来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作为大国的中国国民,理应享有大国国民的尊荣,在历史长河中扮演历史创造者的角色。
中国历代具有良知远见的常识份子,早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朴素真理。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让“人”昂昂然地立于天地之间。而《亢仓子•君道》则又进一步:“夫国以人为本,人安则国安。故爱国之主,务求理人之术”,将“人”开天辟地地立于国家之上。
     然而,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不可能有这样的洞察力,从来都是视民如草芥,不屑一顾。除了缴租纳税、兵丁徭役,在乡野坊间演出一幕一幕“苛政猛于虎也”的活剧之外,任由万民百姓,自生自灭。虽有开明君主,视民如水,告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算是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但也只是从统摄、统治的角度,寻求安民之策,不会也不可能对国民理应享有的地位作出制度安排。
     其实,中国封建社会国民之地位,孔子早就作了谋划,“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为历代封建专制的御民要术,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万民百姓的生存方式。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质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奴役政策,历朝历代国民之地位可想而知。人生下来似乎就是为了服徭役,给官家打差。古代中国有许多极其辉煌的大工程、大建筑,譬如万里长城,譬如京杭大运河,譬如北京紫禁城。这些大工程、大建筑,被役使的国民有几十万、几百万之众,一石一木,一砖一瓦,无不浸透着民众的血与汗。然而,又有哪一个民众被记载、被表彰?人生下来又似乎就是为了被杀戮、被战死。古代中国还有不计其数的内乱、内战,从帝王到豪强,都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战争之多、之烈、之惨,世所罕见。“一部中国史,即是人类相斫史。……每次战争,斩首数万到数十万不等。”(李达:《中国社会发展退滞原因》)平民百姓尸横遍野,血淌中原,除了记载胜者的荣耀,又何曾有对惨死民众的悼词。“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看似悲壮,其实是绝望,人若到了对生命都不足惜的地步,可见其境遇之悲惨。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治政方式,对国民性格之养成,害莫大焉。普天之下,可以让国民无端地奴役,无端地死去,却不知为何被奴役,为何被死去,浑浑噩噩地终其一生。
    中国国民地位之卑微,从历史记载以及文学艺术作品都可见一斑:
    中国历史,被毛爷爷称之为“帝王将相史”,可谓群雄纷争,绵绵不息。自有历史沿革而来,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英雄俊杰,管他作恶或行善,都立碑立传,留名千古。而生生不息、奋斗不息的亿万民众托起了国家之大厦,成为了民族之脊梁,却在浩大的历史记载中,不见踪影,就如不存在一般。多少的史、纪、碑、传,哪里有普通民众的一名一席?
     文学作品,从《三国演义》、《水浒传》到《红楼梦》,堪称中国传统学问的经典名著,书中多有各种精彩的描述,然而编辑笔之所至,却难有普通民众之地位。书中人物,但凡俊杰,都是杀人无数,以民众之惨死成就英雄之伟业;但凡女流,都是养在深闺,吟诗作画,以脂粉塗出了温馨世界。而人间辛酸,百姓苦痛,在作品中又哪里找得到?
     中国古代绘画,自是世界绘画艺术中的一绝。一张画纸,竟能展示无穷之意境,山高水远,尽显神韵,历来有“五日画一石,十日画一水”之美誉。然而,又有谁会去描画辛勤劳作的国民,让民众肖像立于居室殿堂。一代一代的画师,画山画水,画花画鸟,却鲜有画人者。偶有名山大川之下的“渔樵隐士”,也是寥寥几笔,小得可怜。中国人作为人,饱经风霜的那种精神之美、力量之美、体魄之美在中国画中又哪里找得到?
     封建专制之强大,与国民地位之卑微,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存在。而且,专制体制日盛,则国民地位日衰,这又是历史的必然结局。至满清时期,更是作了剥夺国民地位的制度安排。据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记载,康熙时,人丁仅是作为纳税单位而存在,政府人口统计只统计人丁(即十六岁至六十岁的男人),老幼、妇女一概不计。除了缴租、当兵,国民其实无用。呜呼,国仍为国,民已非民,真是情何以堪?!
     封建专制之下,民已真真切切地成为草芥。草芥,意味着可以践踏、蹂躏,意味着任你流落、飘逝。同样,也意味着卑微、弱小,断不可能成为挺拔伟岸之参天大树。
     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作为镇器而存在,民众只能以偷生而自保。国家不赋予民众以民权,民众又何以对国家尽责任?循环往复,国虽大,而民愈弱,国民性格中早就少了对国家的信仰,对国家的忠诚。国有难,遍野百姓往往作鸟兽散。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沿途都有国人指路,专制之下,自然少了忠良。而日军侵华,更有几百万国民弃国投敌,当了伪军,作了汉奸,冲在日本人的前头,毫不犹豫地对同胞举起了枪。此种令人汗颜的历史,恐怕不是轻易翻得过去的。而流淌在国民性格中的互相争斗、偷生自保、一盘散沙、无是非观念等劣根性,无论为政者,无论国民自身,都必得深深反思。
     国民责任、国民地位,与国民性之养成,息息相关。当国民真正地站立了起来,享有国家主人的地位,必是对国家无穷无尽的回报。漫漫的历史长河,在二十世纪总算迎来了一江春水。天安门广场高高树起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新制度的标志,第一次以国家名义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死去的国民立碑,意味着国民地位的矗立,也意味着中国国民性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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