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 >>发展规划研究 总第55期 2011年>> 发展时评 打印 | 收藏 | 字体: | 阅读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7/6
廓清社会管理的大命题
入 化
毫无疑问,创新才是重心所在,因为“弱社会不利政府”,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加强”。
    最近一个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了“朝野热议”的命题。想来一是大家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和紧迫,二是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更引动了各方的关注和发言。
    正在这时,读到了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一篇短论:“强政府、强社会当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方向”,很以为是,于是拿来研读后多聊上几句。
首先,社会管理包括哪些内容?郑先生淡淡且又是娓娓地道来:“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任何社会,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即社会的自我管理。”好了,诸位可千万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能只重其一、不重其二哦!
    其次,什么才是社会管理的关键?郑先生认为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由于翻译上的原因,这种关系在学术界被称为regime,或者叫“政权形态”。西方社会一讨论“regime change”,就变成了较为恐怖的“政权更替”。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利用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搞什么“彼可取而代之”,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当下的中国连使用“公民社会”这样的概念,都变得杯弓蛇影、谈虎色变了。
    究其实,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又不是只有激烈对抗、暴力革命的“此一种”,应该还有博弈协商、温良改革的“彼一种”。一讲两者关系,就只有矛盾对立,却没有转化统一;就只有零和游戏,却没有互利双赢,这也是一种要不得的偏见和误区。
    再次,什么才是今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追求的目标?对此郑先生从前述的特定角度出发,罗列了四对可供选择的目标模式:一是强政府、弱社会;二是强社会、弱政府;三是弱政府、弱社会;四是强政府、强社会。他补充分析说,“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因之,他的文论也是以此理想状态为题、为努力方向的。
    最后,怎样才能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郑先生给大家开出的药方是,维持“三种秩序”的共存共荣:第一个是最重要层面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的自我管理。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第三个层面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而其中政府的重点作为,又应放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制、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因为“制度就是社会个体和群体活动的舞台”。
    讲到这里,郑先生心目中的社会管理的大命题,其实已经一目了然、成竹在胸了。但他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似不经意地点了一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共作为执政党作出的一项决策:“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参政”。在他看来,这种政治上的开放和包容,足可以延伸到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这不仅是“由点到面”的推进,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对于传统思维的激浊扬清、革故鼎新。在高层领导同时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时候,实在是有必要弄清问题要害的所在。换句话说,要在也有可能沦为机械唯物论的“两点论”中,将科学精神贯彻到底,就要正面回答“重点论”为何的问题。毫无疑问,创新才是重心所在,因为“弱社会不利政府”,没有“创新”,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加强”。
    现在有思想、有责任感的领导人,都在考虑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在深思“中国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我认为,这表达了“中国人的良心”,而不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然而,在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由资源的支撑力、环境的承载力和产品(服务)的竞争力构成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时候,我宁可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由就业的充分性、分配的公平性和社保的普遍性构成的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然,这里还包括了由法治的正义、政府的公信、公民的素质等构成的人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虽然不免学究,甚至不免“文牍”,但一个重大决策命题的提出,实在还是需要进行必要的梳理和解读。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又怎么可能把好事办好、办顺,乃至办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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