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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 字体: | 阅读 180 次数 | 发布日期:2018/11/23

国际三大湾区的发展及对杭州湾经济区建设的启示
郑晓峰

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湾区是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日本的东京湾区,即“三大湾区”。三大湾区在发展进程中都遵循了一定的规律,采取了不少有益举措,对于建设杭州湾经济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区域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一、 三大湾区崛起根本在于抓住了产业革命和全球开放大机遇

三大湾区的兴起各有始因。旧金山湾和纽约湾的成长源于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及美洲大移民。1848年淘金热唤醒了加州梦,使旧金山湾区第一次广为人知,并带来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大繁荣。二战期间及战后,军工科技兴起,旺盛的军工需求、充足的政府资助和完善的产学研体系,开启了湾区第二轮大飞跃,硅谷传奇使旧金山湾成为著名的科技强湾。纽约湾的起步更早一些,17世纪荷兰、英国相继将这一区域划为殖民地,18世纪末联邦会议定纽约为首都,19世纪,在贸易的持续发展和欧洲移民的推动下,人才大量涌入纽约。20世纪上半叶,纽约崛起为世界工业、商业和通讯业中心和世界级特大城市。二战后,纽约经济持续繁荣,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与美国两大湾区不同,东京湾的崛起源于西方入侵后的被迫开放以及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效仿西方的改革,日本走向了现代化道路。京滨工业区在20世纪初就已成为东亚重要的工业区。关东大地震和二战使湾区受到重创,二战后美国对日本战略扶持,湾区经济得以恢复,并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之一。

综观三大湾区,虽然腾飞的起点不一,但都顺应了两大趋势。一是嵌入了产业革命新动力,紧跟甚至引领了工业化浪潮,运用先进技术和治理理念实现湾区的开发与更新。二是抓住了全球开放的新机遇,即全球经济重心由欧洲转移到北美和亚洲,依托天然良港将湾区打造成了世界窗口,实现了全球要素的高度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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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湾区演进的核心在于人口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

以人口和产业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活动,从集中于核心城市(区域)到扩散到全湾,经历了几十年甚至百余年的漫长历程。沿湾扩散本质缘自核心城市难以承载的人口、产业和环境压力,带来的效应是都会扩张、产业重构和湾区升级。

1、   人口的集聚与扩散

三大湾区发展初期,以核心城市为主的城镇化高速推进,集聚了大量国内人口和国外移民。例如旧金山湾区,伴随着淘金热和高科技产业的兴起,集聚了大量国内外人口。当核心城市服务和环境承载力接近饱和,城区土地利用限制、房价高涨、生活成本高企等因素使部分市区居民和企业从市中心向周围城郊和副中心迁移。随着湾区轨道交通的日益发达,这种迁移的速度和体量也在增大。在旧金山湾区,49%的雇员工作与居住的县域是分离的,更有11.8%的雇员在湾区外生活。在东京湾,1950-1970二十年间,东京都人口增长率直线下滑,而临近的三县则大幅上升,人口在湾区内得到了有效扩散。距东京30公里以内数十年来兴起了多摩新城、港北新城、千叶新城等一批新城,大大缓解了中心城区人口压力、疏解了城区功能。在纽约湾,泽西市和纽瓦克市因较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成本,为纽约市分散了大量年轻白领和金融机构。这种人口在湾区内的疏散,扩大了都会区范围,形成了更高质量的都市圈。

2、    企业扩散与产业提升

中心城区生产生活成本的提升,也给企业经营增加了压力,不少企业纷纷外迁。1965年到1988年二十多年里,《财富》杂志所列的美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中总部驻纽约的企业大部分在外迁。东京也面临同样问题,经过多次调整,1986年确立了都心区与新城的产业分工,生产力在都市圈内得到更大尺度的重新布局。

《财富》杂志所列的美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中,总部驻纽约的企业数

 

 

企业外迁直接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湾区核心城市经济形态由制造业向服务业为主演变。以东京湾为例,1955年制造业在东京都产业结构中占比26.9%2005年下降到仅占到8.7%。目前,东京湾区经济中第三产业占比高达82.3%。然而,制造业体量的下降并没有带来实业的衰落,而是实现了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从简单加工到高科技转变,制造能力反而在增强。二是湾区腹地产业层次在经济转移过程中得到整体提升,最终实现了整个湾区经济结构的优化。数据显示,东京都周边三县近十几年来第三产业占比在持续提高,体现出经济能级的整体增强。

数据来源:王双玲.日本大都市圈的产业转移与地域演化以东京为例[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2 东京产业构造和企业特征演变

年代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产业构造

重化工业

高附加值

常识集约化

网络核心

企业特征

原材料型工业

加工组装

高技术产业

 

 

三、 科技与金融成为三大湾区的核心竞争优势

科技与金融是现代生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两大高端要素,而三大湾区都拥有这两大要素能力。纽约-纽瓦克-新泽西都市圈数据显示,金融业、专业及科技服务业GDP占私人行业总GDP比重进入了前三位(图8),表现出科技与金融在湾区经济中的重要分量。

高校院所、创新企业和服务机构在湾区构建了强大的创新体系,使湾区成为引领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高地。在东京湾,仅东京一市就集聚了全日本120所大学的1/5以上和大学教员的30%,近500所民间研究机构的1/4600多家顶级技术型企业的一半。旧金山湾区拥有著名的高科技创新带-硅谷,研究型大学、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组成的大学系统和各类面向产业化的研发机构,大量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载体,加上市场化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使湾区近百年来从无线电、半导体、计算机产业到互联网、智能设备一直站在世界科技和产业前沿。《全球创新报告2017》显示,东京、旧金山和纽约区域创新水平分列全球第1311位。

发达的金融市场与集聚的金融机构,使湾区掌握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和发展产业的实力。2016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纽约、东京和旧金山分列第258位。纽约证券交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都是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证券市场,旧金山则集聚了大量创投机构和金融人士,仅硅谷2013年风投资金就占了全美总量的31.7%

 

四、 政府在湾区崛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政府在三大湾区的崛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体制、立法、规划和政策等多方面。

体制方面。政府或民间成立了跨区域的管理协调组织,如旧金山湾区1945年成立了机构和企业组成的旧金山湾区委员会,在1961年成立了由九县及101个市镇共同的政府协会(ABAG)。日本成立了都市圈整备局专门负责都市圈规划和建设,并成立了由政府、企业家、专家学者组成的都市圈整备委员会。纽约都市圈内各地方政府联合成立了纽约区域规划协会。这些机构对于协调都市、交通、住房、环境等跨区域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立法方面。如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就制定过《港湾法》,运输省港湾局1967年提出的《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提倡港口的分工协作。为推动大都市圈建设,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首都圈整备法》(1956)、《首都圈近郊绿地保护法》(1966)、《多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1986)等多部法律。完善的立法对统筹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于湾区建设的长效性和统一性。

规划方面。湾区建设要遵循规划先行。二战后,日本针对首都圈建设进行了规划及多次修订,纽约对都市圈也开展过五次规划,这些规划对区域统筹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产业的分工和都市网络的形成。

政策方面。三大湾区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吸引了全球人才的集聚、企业的落地和创新创业的繁荣,增强了湾区的活力和魅力。例如旧金山湾区在支撑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科技金融、高等教育、人才服务等方面设计了一系列政策体系,使之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值得借鉴。

 

五、 三大湾区发展对杭州湾经济区建设的启示

对比国际三大湾区,杭州湾经济区建设的环境和背景同中有异。相同点在于杭州湾区面临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全球开放布局的新机遇: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并给予东西方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特别是杭州湾区在互联网、云计算及某些领域的生产制造已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另一方面,新的全球开放格局正在发生转变,由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方略逐渐清晰,杭州湾经济区正处于连接海外一带一路和腹地长江经济带的T字型重要战略交汇区。

杭州湾经济区建设的背景与三大湾区有四点不同之处。第一,国际三大湾区的崛起都围绕着单一的核心区域或核心城市展开,而杭州湾经济区中上海、杭州和宁波三大核心城市各自有其成长背景,并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特别是上海长期将发展腹地重点放在苏南区域,沿湾外溢的空间还很大。第二,沪、杭、甬三大核心城市具有不同的政区体制,即直辖市、省会市和计划单列市,这种省际或准省际行政壁垒加大了协调难度。第三,杭州湾区域有着更大的空间尺度。适当大小的湾区空间更容易形成连绵的城镇区与产业带,三大湾区都在核心城市几十公里范围内,比较容易密集布局。而杭州湾的尺度要大得多,沪、杭、甬陆上直线距离均在一百多公里范围,湾口海域也比较大,增加了经济交流和区域通勤难度。第四,杭州湾经济区与三大湾区的发展阶段不同。从GDP、人均GDP、世界五百强数量、三产占比等指标上来看,杭州湾经济区较当前的世界三大湾区都有不小差距

参照三大湾区的发展规律,在当前阶段杭州湾经济建设中,应着重做好下列工作。

一是致力打造“高端要素和企业大进、创新产品和服务大出”的新开放格局。特别是要下大力气吸引全球人才、金融资源和知名企业落地,建设全球知名、服务优越、学问多元、支撑有力的高端要素开放平台,使杭州湾经济区成为“新大进大出”的阵地。

二是构建“高校院所集聚、创新主体活跃、成果转化顺畅、政策体系健全”的大创新生态系统。吸引一批大院名校入驻,完善多层次的高等学校布局,支撑各层级实验室、科研创新平台、产业研发机构、孵化器、加速器等创新载体建设,引导创投机构加大创新资金扶持,进一步发挥各类创新政策的作用,促使创新要素活力迸发。

三是通盘布局大产业、大项目,合力打造湾区产业共同体。遵循湾区发展的产业扩散规律,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先进区域与后发区域的关系,全力建设产业强湾。对于存量平台和项目,要加快转型升级,不符合湾区发展方向或资源环境要求的,要尽快转移腾退。对于增量平台和空间,要面向长远布局具有未来先导性和行业影响力的产业项目。明确湾区内各产业平台的功能定位,重大项目要实现省级统筹、平台承接、地方服务,避免“摊大饼”式的低效建设和恶性竞争。

四是设立协调机构,健全立法规划,建设宜居宜业大都市区网络。成立湾区内政府组成的联合机构,统筹湾区的发展战略、产业布局、交通设施、社会服务和生态保护等事项。加强立法与规划,研究出台《杭州湾经济区发展条例》,并做好湾区的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重点规划,合力建设大都市网络。

五是构建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立体交通体系。完善跨地市的区际快线、市区内的轻轨地铁等轨道交通体系,并推进轨道交通与机场、地面公交、高速公路和地区道路一体化无缝衔接。科学处理交通体系与腹地生产生活的关系,最大化地发挥交通带动湾区要素流动效应。

六是高度重视环境引领,建设碧海蓝天的生态之湾。在湾区开发中要坚定不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项目建设要综合考虑水资源利用、环境容易、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修复等问题,做到开发有约束、建设有尺度。利用沿海、沿江生态优势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布局一批海湾湿地、海湾公园和旅游综合体,将湾区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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