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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 字体: | 阅读 4321 次数 | 发布日期:2016/9/30

小区“拆围墙”?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街区的规划和建设,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一时间,“拆掉小区的围墙”“小区不再封闭管理”引起了广泛热议。对此,亚洲城网页版 ca88 cc的青年们也把所思所想写了出来,以飨读者。
    
     洪祎丹: “打破封闭”须把握好度
     提起最近热议的“街区式”住宅,大家很容易联想到美剧英剧里那些错落有致的临街建筑、走下楼转角便到的咖啡店和酒吧,以及没有围墙隔离与森严保卫而自由穿梭的人群。在这里,社区不再是单纯的“睡城”,而是千姿百态、充满生机的微型社会,着实让人心驰神往。
     毋庸置疑,“推广街区制、逐步开放小区”这一新政的出发点是值得赞扬的,倡导街区制正是为了更好地打通微循环,提升城市的流通性和活力。在新型社区中推广街区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但对于已建成的小区,“拆围墙”一事就要另当别论了。这不仅是“动了谁家奶酪”的问题,在我看来,封闭小区拆掉围墙后的确走向了“开放”,但这和理想街区的“开放”不是同一个概念。
     大家知道,无论是纽约、伦敦还是巴塞罗那,星罗棋布的城市肌理都与围合型的建筑格局紧密相关。建筑本身便是“天然屏障”,尽管不设围墙,看似与外界完全融合,但实际上由于其天然的“内向型”空间,同样具有私密性和归属感,并且提供了一个促进交往的半公共空间。换言之,这是一种封闭基础上的“有限开放”。
     而我国大多数住宅建筑不具备这种“天然屏障”,由于人们对采光和朝向的特殊要求,房屋大多是南北朝向的板式或点式建筑,除了局部地段的底层商铺以外,大多住宅自成一体互不相连。这种情况下,“围墙”的出现创造了一个半私密的心理过渡空间,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归属感和居住安全的合理需求。正是这种相对隔离,才让大家在忙碌一天身心俱疲之后感觉回到了“家”,也正是这种“家”的归属感让同一个小区里的人们走得更近。所以封闭小区既不是所谓源于农耕文明的理念,也不是什么封闭落后、计划经济的产物。相反,“围墙”拆掉以后会剥夺这种过渡空间,那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开放”了。
     所以我想,无论是新住区还是老小区,都应该在封闭与开放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新建住区在土地出让方面应控制合理规模,并通过建筑围合或景观设置,实现开放格局下的领域界定,同时配备商业、休闲、学问等多元服务功能。已建小区若规模过大,造成城市道路梗阻、断头路和丁字路的,也要在敬重现实情况与居民论证通过的前提下,通过改造建立一种“小区开放、组团封闭”的格局,变封闭小区为开放、半开放及私密空间相结合的建设模式。这种模式下,每个组团都有各自的安保系统,“围墙”可能依然存在,也可能被各种创意空间所取代,而组团外部界面的功能拓展、新注入的商业休闲功能,也将赋予生活更多惊喜与可能。当然,只有在相关法律法规、利益补偿机制较为完善,公私职责界定明晰的前提下,以上想法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汤培源: 打得开围墙,打不开心结
     这次中央的若干意见,内容很丰富。但是大家注意力都集中于小区拆围墙开放上了。有专家出来各种解读什么是“封闭住宅小区”,有法律人士出来摇旗呐喊“物权法的权威”。本人觉得且不论国家政策出台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次的大讨论折射出的公民意识很有点意思。
     目前,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仍是政府主导,民众的心态也不是追求平等的。即使中国大城市的居民,也存在着严重的“部落意识”,一方面想要得到更好的保障,另一方面不愿放弃自己拥有的很多特权,实现所有公民的平等。
     打开围墙的思路很有启发,但这种围墙的打开解决的不是交通问题,更多的是共享和公共空间层面,或者是一种学问层面的突破。但学问是有多面性的,物质空间的学问内涵也是有多重解读的,可以因人而异的,墙有封闭性的一面,也可以理解为有农耕文明的因素,但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安全感,一种稳定性,一种学问特色。学问不能简单的用先进与落后来评估。以所谓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以一种所谓的趋势取代现状,更是混淆模糊了科学与学问的边界,本质上是一种学问达尔文主义。
     理念的进步总要以现实境况的进步为前提。在一个没有确立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没有以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来赢得公民信任和安全感的国家,在一个原本公民接受的就是传统东方学问的国家,强求民众有西方城市中的开放心态,并把公民没有文明社会的心态作为拥堵等社会问题的根源,这是本末倒置的。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心态开放、能接受政府随意“拆墙破院”的民众,而是心态开放的政府,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依法行政,以敬重市场规律、城市规划原理而不是“拍脑袋”方式决策。
     围墙易拆,心结难解!
    
     俞  宁: “小区开放”未必不可行
     201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第十六条提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主流民意认为尽管该《意见》的出发点是好的,也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但由于受到当前产权基础、政府服务能力、居民居住理念、安保环境、规划经验等因素制约,现阶段在国内的可行性不大。笔者认为以一概而论的方式来判断该《意见》的可行性有所不妥,不同城市在落实该《意见》时可能会面临迥异的局面,以下结合杭州市的实际情况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一直走的是前苏联的城市建设模式,在规划上把城市分为功能明确的若干区块:工业区、居住区、行政区等,追求大体量、纪念性建筑的建造,突出地标性和纪律性,由此带来了街区划分尺度过大、大型居住区和单位大院比比皆是、马路红线宽度屡屡突破上限等现实问题。首都北京是这一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城市道路路口之间的距离动辄达到600~1000米;每个街区宛如一座小城矗立城中,门禁森严,互不交流,给城市车行和步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与北京相比,杭州在土地出让尺度上要小得多,鲜少出现北京天通苑这种巨型居住区(天通苑占地面积约48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600多万平方米),以规划院附近区域为例,白荡海人家占地面积52000平方米、浅水湾城市花园占地面积66700平方米、武林壹号占地面积85265平方米,其它区域规模也与此类似。《意见》第十六条提出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提高到8公里/平方公里,道路面积率达到15%”。根据这一指标计算,城市道路中心间距平均在330米左右、道路红线宽度平均约25米,由此围成的街区用地面积平均约93025平方米,杭州的大部分居住楼盘并未超过这个标准。
     此外,城市规划中的小区和大家日常使用中的小区概念有很大不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年版)对居住区分级规模控制有如下规定:
     可见,城市规划中小区的户数下限为3000户,人口规模下限为10000人。再以规划院附近区域举例,白荡海人家总户数1200户、浅水湾城市花园总户数1442户、武林壹号总户数872户。这三个楼盘的规模基本停留在组团的范畴,并未达到小区的下限,按照《意见》第十六条并不需要打开大门迎接外人。
     综上所述,杭州能达到《意见》所提倡的打开标准的小区并不多。可为什么大家依然觉得杭州的道路交通拥堵不堪?依笔者陋见,问题恐怕出在当初国土部门出让地块时的划分方式上。以湖墅南路、莫干山路、德胜路、潮王路围成的长方形地块为例,在这块南北向长约700米,东西向长约400米的地块上,分布着一清新村、米市巷小区、浅水湾城市花园、中联大厦、www.yabovip11.com艺术教育实验学校、之江饭店、新华医院等7个组团,组团之间紧密相连,以围墙或仅够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过的窄巷相隔,没有城市道路贯通。从某种意义上,这7个组团所占的地块共同形成了一个堡垒式的“封闭小区”,达到甚至超过小区的标准,横亘在城市中,将城市车流婉拒在外,降低了城市的通行效率。而这样的人为“封闭小区”在杭州城中比比皆是,特别是在文一路至天目山路一带,造成了每到高峰时期必堵的现象。
     因此,《意见》第十六条所提出的“开放小区”,笔者认为就杭州而言是要打开这类人为造成的“封闭小区”。通过在组团之间逐步修建城市次干道和支路,丰富城市路网的毛细血管,承担起城市大量微交通的作用,从而缓解杭州交通效率低下的顽疾。至于大家目前居住的各种小区(也就是规划意义上的组团)并不需要全部打开。街区制的美好生活,和杭州并不冲突。
    
     柯 敏: 推广“街区制”需要建立内部利益的外部转化机制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街区制”的热议,总结各个专家对此的评论,不难发现“两边倒”的现象:一类是城市规划领域的专家们,对于开放街区能够带来优化城市路网结构、增进社会交流、促进土地节约利用等方面的外部公共效益普遍采取支撑态度;一类是经济、社会学领域的专家们,对于打破封闭小区原本具有的人车分流、隔绝噪音、保障安全等诸多优点以及侵犯私人利益等问题秉持怀疑态度。总结看来,主要是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边界如何划分的问题。
     从土地出让角度,地方政府通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用地属性、开放强度、边界范围、配套设施要求,进而通过土地一级开发过程赋予土地交通、绿化、设施保障等公共功能属性,在土地二级开发阶段,将土地拍卖给房地产开发商,由开发商从业主私人利益角度对土地进行二次开发,由此实现土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割。回顾过去二十多年来,土地财政作为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较多考虑了如何通过经营土地,迎合开发商口味,如扩大土地规模、保证用地独立性和完整性等等,提高土地出让价格,获取更大收益,但却忽视了城市本身运行“高效、紧凑、多元、混合”的内在需要,无形之中将公共利益私有化,导致原本属于城市生命体的毛细血管演变为一个个城市血栓,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社会分离、活力减退等城市病,可谓得病容易治病难,想要把既得利益再次公有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是这次提议引起社会热议的根本原因。
     对于既得利益者封闭式小区的业主而言,在敬重物权法保障其利益的前提条件下,需要建立将外部公共利益内部化的引导补偿机制。其一,可以在公共化的小区内部道路上增设自行车租赁点、优化公共交通线路站点,增加小区居民公共交通的可达性和方便性;其二,可探索在公共化小区道路两侧种植水杉等高度适宜、透光性较好的植被,以改善绿化环境和防止噪音;其三,可以通过政府回购,将公共沿街的底层住宅作为沿街商铺,所得租金由小区管委会根据沿街住户受影响程度进行货币补偿;其四,有必要增加沿街单元的垂直入户安全监控系统,以保障小区的基本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此等等。要积极开展试点建设,加强公众参与,群策群力,完善规划方案,降低消极影响,保障居民利益,让内部的居民和外部的行人都能享受到其中的利好,慢慢接受,成为共识,逐步完善制度建设。
     从长远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始终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从理念到行动,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区,期待“让城市更美好的愿景”从推广街区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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