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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 字体: | 阅读 796 次数 | 发布日期:2012/6/24

体制内的公共常识分子
董 波
      无论是“常识分子”,还是“公共常识分子”,其实都是舶来品。“常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源头,其一是源自十九世纪60年代俄国的“Intelligentsia”,引申为“关怀公共事务,并视之为个人责任”的常识阶层;其二是源自十九世纪末法国的“intellectual”,引申“在社会公共舞台上,作为体制的反对者或批判者”。对于“公共常识分子”,《公共常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叙述为“社会的牛虻”,以刺痛社会的麻木,启蒙公众智识,对僵硬的条规发起挑战,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常识分子。”
      而“体制内”这一说辞,则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特色词汇。百度有云:定义一,体制内就是指在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组织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部分;定义二,泛指公务员、国企编制内员工或国家管理阶层家属等代表国家权力或依靠国有资产获得收益的群体;定义三,能够依靠政府权力取得稳定的合法或者非法的超额利益的公务人员的集合。但依我之见,以上三项定义都太具象,没能描绘出那个不可触摸又无处不在的“体制”的神奇。不过虽然难以言说,只要是中国人,一谈到体制内,就是一副“你懂的”表情,所以定义问题暂可按下不表。
那么,体制内能否产生公共常识分子呢?因为历史上我国体制外的常识分子都寥如晨星,况乎体制内。现代的比如鲁迅,却让人发出“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会怎么办?”的疑问;当代的如顾准,却逝之若流星;如王小波,却也知道必须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诸此种种,不由让人怀疑,是不是我国不具“公共常识分子”生存的土壤?经过一番长期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之后,能适应环境的而存留下来的,仅仅是一批“知道分子”,或是满大街所谓的“专家”了。
       然而看到杨树荫先生的《历史旋涡中的思考》一书后,却让人为之乐观起来。正如自介所言,编辑曾“相继在党政部门、研究机构任职近三十年,历览政情、世情与人情”。作为不折不扣的体制中人,领略过体制运行的核心,也在体制的这汪水中浸淫了多年,却能依然保持着公共常识分子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执笔专栏,题材从中西对比,历史观照,到国民性和公民素质,学问和时事的追问,洋洋大观,实质却都是启蒙公众、针砭时弊、寻求民族富强的道路,体现了一名称职的“公共常识分子”的天职和觉悟。对于杨树荫先生的专栏,我算是追文多年,也知道他这一自我定位和追求,因为其专栏开设之初就撰写了一文“何谓常识分子?”,这是对社会的诘问,想必也是他自我的无意识流露。如今专栏文章汇集成书——《历史旋涡中的思考》,作为一位体制内公共常识分子的思考成果,读后自然让人感触良多、获见不少。且让读者欢愉的是,杨树荫先生笔力雄健,文风磅礴,叙事述理又能从旁人不经意的细微处入手,阅读起来给人于音乐般的享受。
      若按照百度的三项定义,我基本上也可归类于体制内,所以知道在体制内成为一名公共常识分子的艰难。如今,杨树荫先生如此洒脱地展现了一名公共常识分子的风采,让我辈敬仰和鼓舞。村上春树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的讲台上说过:“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但作为中国的公共常识分子,有时候不仅是选择站在哪边,而是要选择成为哪边,所以更显勇气和品性。当前,我国体制内公共常识分子群体不仅得以存在,且有逐步壮大之势,这说明了开明的执政者对常识分子的敬重,对和谐社会的关注,对公民权益的保护。这对已经成为公共常识分子或立志成为公共常识分子的人来说,真是莫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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